《于谦》历史事迹,评价,人物简介

《于谦》历史事迹,评价,人物简介

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举进士。宣宗即位(公元1425年)，授御史。谦才智超群，谈吐鸿畅，宣帝每倾听之。都御史顾佐，待僚属甚严，独特尊重谦，以为才能胜己。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成祖第二子，宣宗叔)谋反，宣宗亲征，至乐安(今山东惠民县)，高煦惧而出降。宣宗命谦数其罪。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高煦伏地战栗，口称万死，宣帝大悦。后，出按江西，雪冤囚数百;又上书言陕西诸处官校为民害。宣宗知谦可大任，时正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乃手书于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谦到任，即轻骑遍历所部，访问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上书言之。河南近黄河处，时有冲决。谦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设长，责以专事修堤。并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大同孤悬塞外，镇将私恳田，谦尽夺之为官屯，以资边用。在位九年，迁左侍郎。

初，三杨(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掌政，素敬重谦，凡谦所奏，朝上夕批。至是，宣宗、三杨相继去世，太监王振用事。有御史姓名类似于谦者，曾忤振，振恨之。谦入朝，荐参政王来代己，通政使李锡根据振之旨意，劾谦以久不升迁而怀怨望，擅举人自代，奏请处死。已而振知其有误，释之，降为大理寺少卿。河南、山西吏民伏于皇宫前上书，请留谦者上千人，诸王亦为之请，复命为巡抚。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复为兵部左侍郎。

次年七月，蒙古瓦剌部也先入寇大同等地，兵势甚盛，塞外城堡，相继陷落。王振挟英宗，率师五十万出征。未至大同，军粮已乏，僵尸满路，又闻前方兵败。八月十四日，退至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县东);也先突至，明全军覆没，王振死，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败讯至京，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之议。时京师疲卒羸马不满十万，人心惶惶。侍讲徐有贞建议：“天命已去，莫若且幸南京。”于谦斥之，曰：“欲迁者可斩。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力主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议是定。及皇太后命英宗弟朱祁钰总理朝政，群情激愤，当场击毙王振死党马顺，朝班大乱，祁钰惧而欲逃去。谦排众直前，宣谕顺当死，众情乃定。祁钰首以谦为兵部尚书，负责筹画抗敌大计。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国家正赖公耳。”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谦受命后，即采取如下紧急措施：诏外军入援;运通州粮至京;安抚军民;运南京军器至京;启用一批将领。又籍王振及其死党家，以平民愤。时天下无主，太子幼弱，谦请立祁钰。祁钰遂即位，是为景帝。

也先俘英宗后，待之甚厚，欲持之以骗取边城，勒索金帛，并迫明朝让步。及闻景帝即位，奸计不得行。不久，叛阉喜宁(与英宗同被俘)尽以明之虚实告之，也先决计引兵南犯。十月一日，拥英宗至大同，诡称送之还京，胁守将开关;总兵官郭登不纳。也先遂由阳原(属今河北省)，南下逼紫荆关，破之，直趋京师。京师危急，景帝即以谦提督诸营军马，令诸将悉受谦节制，不听命者，先斩以徇。京营总兵官石亨主敛兵不战，坚壁以老敌师。于谦以为不可示弱，主坚决抗击，乃将全部兵力分列九门外，准备背城拒战。谦率主力阵于德胜门外，以当敌冲;令闭各城门以绝将士归路，令曰：“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将士知后退必死，故皆用命。

十一日，也先抵京郊，使英宗作书，分送皇太后、景帝、文武大臣。朝廷遂有和谈之议，并遣人至军中问谦，谦曰：“今日只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也先欲攻德胜门，谦令石亨设伏。及敌万骑至，伏兵尽起。也先败退，转攻西直门，亦受到顽强抗击，居民升屋呼号，争投砖石。也先初轻明朝，以为京城旦夕可破，相持五日，屡遭反击，而毫无进展，乃乘夜经良乡(在今北京房山县)逃去。谦分军追击，夺回被也先所掠之人畜甚多。

也先从京师败退后，仍不断犯边，但均被击退，于是决心送还英宗，以求与明和好。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三月，大同参将许贵奏：“有敌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通好。”谦曰：“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胆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自是边将人人主战守，无敢言讲和者。而也先益欲求和，屡遣使者送英宗。景宗为保帝位，不欲英宗还。谦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八月，英宗归，幽居南宫。

英宗既归，谦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并上安边之策，请令大同等各路总兵官增修备御;又，原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神机、三千诸营，各有总兵，不相统一，谦选精锐十五万，分为十营，设总兵，隶属于都督，称为团营(团营之制始于此)，统一训练。以石亨为总兵官，谦提督军务。明军之编制，至此，为之一变。

当也先猖狂之际，内乱相继而起。浙江叶宗留(矿工起义领袖)、福建邓茂七(农民起义领袖)、广东黄萧养(农民起义领袖)率众起义，据地称王，广东、广西、贵州少数民族亦蜂起造反。前后征调，谦独当其任;战争瞬夕万变，谦临机处置，皆合时宜，群僚莫不惊服。谦号令严明，虽勋臣宿将，稍有违反，无不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因而深受景帝信任，所奏无不从。景帝欲用一人，必密访谦。谦皆实对，不避嫌怨，无所隐瞒。由是不任职者皆怨谦。谦性刚，对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怨者尤众。徐有贞因主南迁，为谦所斥，更是恨之切齿。石亨虽为谦所荐引，官至总兵，因畏谦而不得逞，京城之捷，又未得赏，亦不满，但为讨好谦，上书荐谦子于冕。谦责之曰：“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亨惭恨交加。

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贞与太监曹吉祥等人，发动政变，扶英宗上台。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执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拟处极刑。王文极力辩之。谦笑曰：“亨等意耳，辩何益?”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遂弃市。时年五十九。天下惜之。后归葬杭州，谥曰忠肃。

谦为人正直，少有壮志，敬慕文天祥。年十七，曾以石灰自喻，作诗曰：“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青白在人间。”有军事政治才能，临危不乱，处事果断，是京城保卫战之英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全军覆没，人心惊恐，社会骚动，明皇朝处于严重危机之中。谦不避艰险，挺身而出，斥南迁之议，力主保卫京城，挽狂澜于既倒。其主要措施：拥立新君，拒绝和谈;征兵选将，加强守备。在保卫战斗中，他拒绝闭城以老敌军之意见，大胆采取背城战法，示以必死之决心。综观中国战史，多见背水之战，罕见背城之战。背城之战较背水之战更危险，非战即死。在保卫战中，他赤胆忠心，临阵督战，泣谕三军，身先士卒，故人人争奋。

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死后家无余资。每回京师议事，两手空空，从不携带馈赠物品。有人曾劝带点土特产，以送权贵。谦作诗曰：“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泛指民间)话短长。”诸权贵不满，但无可奈何。也从不言功。及谦之继任者陈汝言(石亨死党)事发，赃累巨万。英宗召大臣入视，曰：“于谦被遇景泰(景帝年号)时，死无余资，汝言抑何多也。”亨低头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