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富民、乐民、教民思想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孟子的富民、乐民、教民思想

1.民有恒产,勿夺农时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行仁政,仁义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富民,特别强调民有恒产,勿夺农时。人民必须有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就是要有一定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而且不要去干扰破坏它,尽可能去帮助扶持,如此才可以安居乐业。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坑害)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人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之为善,故民之从之以轻(容易)。”(《梁惠王上》,第355~356页)

“今之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仪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富,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农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第356页)“民之为道也,有恒产,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滕文公上》,第442页)

2.易(耕治)其田畴,薄其赋敛,民可使富也

人们有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只要善于经营治理,农民就会逐渐富裕起来,孟子说:“易(耕治)其田畴,薄其赋敛,民可使富也。”(《尽心上》,第619页)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是靠剥削压迫农民来养活和维持统治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农民贫困痛苦的根源,孟子提出的使民有恒产,不夺农时,减轻剥削,使农民致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孟子清楚地看到了土地、人民、政事这三者的重要性,特别是人民,只有减轻农民的赋税,农民才会安居乐业,他提出:“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尽心下》,第647页)捐税多了人民生活贫困,社会不安定,就没有心思去讲仁义礼爱,甚至犯罪作乱。

封建社会,土地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农民是社会的主体,国家要处理好土地和农民的关系,以合理的政策去调节二者的关系,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孟子认识到土地、人民、政事的重要性,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上》,第647页),要重视土地资源的合理占有与使用收益,使农民“制有恒产”,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统治者的政事,也就是制度、政策政令等,这些问题解决得好了,才能达到富民的目的。

富民同时要教民,仁政从富民始,同时做好对人民关于礼、义、仁、爱的教育,“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告子下》,第598页),因此,要设“庠(祥)序之教,申以孝悌之义,颁(班)白者不负于道矣”(《梁惠王上》,第345页)。“设为庠(祥)序学校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所以明人伦也”(《公孙丑下》,第443页),设立各级各类学校,让人民接受良好的教育,形成仁义孝悌的良好素质与健强体魄,建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使白发老人不背负重物行走在路上。

3.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统治者不能只追求自身的快乐,不问人民疾苦。只有与人民同乐,统治者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梁惠王上》,第343页), “乐民之乐者,民亦得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今王与百姓同乐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第370页)。“独乐乐,与人同乐,孰乐?不若与人。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不若与众。……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梁惠王下》,第363~364页)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即为天下之乐而乐,为天下之忧而忧。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弘扬了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

与民同乐,既是领导者的政治道德修养,也是为政理念。不仅要寻求自己欢乐,也要顾及社会的安危冷暖。国家的各项政策等,是要使人民脱离贫困,实现富裕。促使人们身心健康,大家都能享受快乐。只有人民快乐,领导者才真正快乐。

4.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行仁政必须有仁人,只有心怀仁义的人才能施行仁政。孟子十分强调为政者的政治道德素质,他说:“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及是时,明其刑政,虽大国,必畏之矣。”(《公孙丑上》,第406页)历史和现实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些中小国家,贤能者执政,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政治稳定,上下团结,国际影响力较大,大国未必敢小视。而且“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第407页),所谓“尊贤”就是“用上敬下,谓之尊贤”(《万章下》,第552页),政清人和,贤能俊杰者在位,人民群众中的爱国优秀分子必然立志报效国家,何愁没有治国英才。

如何才能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曰不可,勿听……见不可焉,然后去之”(《梁惠王下》,第376页)。用人不能只听少数的人意见,即使是多数人认为好或不好的人,也都要去做实际考察,听取多数人的意见,了解实际情况而后决定。对高层领导人才,更要严格要求,必须“惟仁者宜在高位”(《离娄上》,第482页)。仁者在高位,又能用上敬下,就是在高位的人能尊重职位低下的人,上下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融洽,政令畅通,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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