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秦汉的音乐活动·音乐史学思想与成果
汉代的音乐史学思想,在当时的文献著述中多有反映。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提出兴“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极其重视礼乐教化。从历史的角度,他对产生甚早的“王者功成作乐”的礼乐思想加以进一步阐发,并总结历史的经验,称“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董仲舒还总结历史上“王者功成作乐”,所作乐舞的内容,都是“顺其民始乐于己也”。所谓“反本以为乐”之“本”,即是“天下所乐于己以为本”。这是他对历史上礼乐实践经验和规律的总结。
司马迁的《史记》对音乐历史的记载,反映他治史的学术风格,不但重视对前代史料的选择、考订,并且还重视经社会考察得到的历史知识,总体上是为了达到记述历史事件的可靠性与生动性。他对先秦音乐历史的记载,包括有一些显然经社会考察而获得的材料,为后人研究先秦音乐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王充的《论衡》在音乐史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以往文献中记录的音乐事件的失实、虚妄成分,以重新审视、鉴别。这与他撰《论衡》一书的目的,在于“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是相一致的。例如他对《韩非子·十过》中记师旷鼓《清角》而晋国大旱、赤地三年诸事以批驳,但对于“传书言:匏芭鼓瑟,渊鱼出听;师旷鼓琴,六马仰秣”事,却有所保留而未轻易否定,反映他对待音乐史料仍有较慎重的态度 ( 《感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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