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方志整理学——旧方志的整理和利用·点校、注释和类编
重刊旧志，宋元时已有之，而于清代渐盛。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除收入《四库全书》外，又有《学津讨原》本、《得月簃丛书》本、《反约篇》本、《榕园丛书乙集》本及《密韵楼景宋本七种》本多种。《淳祐临安志》残本六卷，则有《宛委别藏》、《武林掌故丛编》诸本。清民国时除采用刊刻、铅印、石印、油印等手段重印旧志外，亦对旧志进行汇刊，如清吴炳南辑《合刻华州志》四种、清缪朝荃等辑《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清徐时栋辑《宋元四明六志》、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辑《绍兴县志四种合刊》、陈乃乾辑《松江府属旧志二种》、王文琳等辑《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等。
新中国成立后，旧志重印的数量很多，而且多进行标点、注释工作，许多知名学者也参加了这一新兴的学术活动，如郭沫若点校《(光绪)崖州志》，并写了新序言。这时期的点校本都注意选择名著佳刻，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宋高似孙《(嘉定)剡录》、清杨宾等《龙江三纪》、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等。白话译文和文白对照的形式也已出现，如1982年出版的《睢宁旧志选译》和1985年印行的《(隆庆)丰县志》等。还有部分志书将少数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出版，如《西南彝志选》从多种彝文志书中选译，再加分类出版;《(光绪)塔尔寺志》则从藏文节译成汉文出版。此外，将旧志中有关资料摘出，按新志体例加以类编;或将几种旧志相同之类集中起来再加编次的情况也已出现，这种整理旧志的方法有不少是为编修新志提供方便的，虽然就形式和质量来说未称完善，但反映出旧志整理已经愈来愈走向综合利用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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