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丹学·内丹学的形成

内丹学·内丹学的形成

隋唐前，道教内丹学的各种要素都已形成，但尚未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隋唐时期，是道教内丹学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形成内丹学，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古代“气”、“阴阳”、“五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的思想，被两汉谶纬神学和魏晋玄学引向了天人感应和更加神秘化的歧途，从而形成了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小天地，人的五脏与五行、五方、五色等机械对应的观点，这一观点又得到了《易》的理论和中医的实践的互证，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极大地引发了道教内丹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使内丹学更有玄理的依据，并对达官贵族和士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其次，外丹学经过了数百年的实验，唐朝六帝及不少官僚文士、道士女冠服食丹药中毒夭亡的事实，逐步使人们认识了外丹成仙说的荒唐不可信，出现了信仰危机，许多道士纷纷转而研究内丹的修炼方法，同时，外丹学先于内丹学形成，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理论，这些又被内丹学所吸收，使内丹学有较为直接的理论借鉴;再次，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诸派尤其是形成了禅宗，禅定、止观法门等修持方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与道教的内丹学修炼方法极为相似，促成了一些道教信奉者由外丹学转向内丹学，并在禅定、止观等方法中吸取营养。隋唐时期，道士由内外丹兼修而以外丹为主，转变为内外丹兼修而以内丹为主，特别是唐末五代以后，内丹学成为道教修养方法的显学。

“内丹”一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僧人慧思，其《立誓愿文》曰： “借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陈国符先生《说周易参同契内丹外丹》(《道藏源流考》附录六)认为：“至隋代，有青霞子苏玄朗。《罗浮山志》曰： ‘隋开皇中，来居罗浮。’ ‘乃著《旨道篇》示之。自此道徒始知内丹矣。’盖自此始有内丹之称，而葛洪之金丹，乃称外丹。内丹书籍，行文隐秘，疑亦始自青霞子。”唐人所撰《通幽诀》上亦有“气能存内，内丹也;药能固形，外丹也”，将内、外丹相区别。唐代的刘知古撰《日月玄枢论》，他是现知历史上第一位推崇《周易参同契》者。刘知古曰：“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世之浅见者，或以铅黄花合于水银，煅之为紫粉;或以朱砂、水银、雄黄、曾青、空青、矾石、云母，合炼而制伏之;或以诸青、诸矾、诸绿、诸灰结水银以为红银，复化之以为粉屑;或以药煮硫黄而成玉粉;或以硫黄用染铜叶，炼为赤丹;或以砒霜化铜，用铁缩锡。非吾之所为也。或曰： 金、银、铜、铁、锡者，五金也。雄、雌、 砒、 礜、 胆、 曾、 空、矾者，八石也。刘子曰：非吾之所谓者也。”陈国符先生认为“是刘知古《日月玄枢论》非外丹，而主内丹说。刘知古以 《参同契》为内丹书，并推崇之。其所云还丹系内丹”。陈先生还认为后蜀彭晓有《还丹内象金钥匙》，其“内象”说即指内丹。如果说，在道教范围内，隋苏元郎始才知内丹之名，唐刘知古始才引《参同契》入内丹，还未能形成内丹学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在唐崔希范那里，内丹学已经初具体系了。

崔希范，唐代人，号至一真人，人称崔真人。钟吕派代表人物吕洞宾曾师事之。撰有《入药镜》一卷，建立了第一个道教内丹学体系。《入药镜》为歌诀，共八十二句，二百四十六(个)字，兹抄录如下：“先天气，后天气，得之者，常似醉。日有合，月有合，穷戊己，定庚甲。上鹊桥，下鹊桥，天应星，地应潮。起巽风，运坤火，入黄房，成至宝。水怕干，火怕寒，差毫发，不成丹。铅龙升，汞虎降，驱二物，勿纵放。产在坤，种在乾，但至诚，法自然。盗天地，夺造化，攒五行，会八卦。水真水，火真火，水火交，永不老。水能流，火能焰，在身中，自可验。是性命，非神气，水乡铅，只一味。归根窍，复命关，贯尾闾，通泥丸。真橐籥，真鼎炉，无中有，有中无。托黄婆，媒姹女，轻轻地，默默举。一日内，十二时，意所到，皆可为。饮刀圭，窥天巧，辨朔望，知昏晓。识浮沉，明主客，要聚会，莫间隔。采药时，调火功，受气吉，防成凶。火候足，莫伤丹，天地灵，造化悭。初结胎，看本命，终脱胎，看四正。密密行，句句应。”《入药镜》以歌诀的形式，比较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内丹修练的理论和方法，包括鼎炉、药物、火候、丹田、经络、关窍、铅汞、升龙、降虎、产坤、种乾、采药、结丹等等，均被熔为一炉。该书的内丹学思想和体系对钟吕派具有直接影响，成为后世丹家崇奉的内丹经典。《入药镜》的注释本很多，有元·萧廷芝注本;元·王玠注本;明·陆西辰注本;清·汪东亭注本;清·傅金铨注本等，均收于《道藏》。

钟吕派是道教内丹学形成的标志。钟吕派的代表人物是唐钟离权和吕洞宾。钟离权，字云房，京兆咸阳 (今属陕西) 人，金真道尊其为 “正阳祖师”，《金莲正宗记》列其为“北五祖”之一。吕洞宾(798—?)，名嵒，或岩，以字行，号纯阳子，自称回道人。京川(一说河中府永乐县)人。遇钟离权，得“金液大丹之功”。亦被金真道奉为“北五祖”之一，称为“吕祖”。后世还将钟吕列入道教“八仙”。钟吕派对道教的贡献最突出的是将修炼理论由外丹转向内丹，建立了系统的内丹学说。他俩的著作有《钟吕传道集》，系钟离权与吕洞宾关于内丹修炼的问答，由唐施肩吾记录整理传世。这是钟离权第一次传授的内丹诀法，全书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强调精气神的整体修炼，涉及真仙、大道、天地、日月、四时、五行、水火、龙虎、丹药、铅汞、抽添、河车、还丹、炼形、朝元、内观、磨难、证验等十八个方面，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完整地论述了道教内丹学说。钟离权还有《灵宝毕法》，论述内丹学更为具体;有《破迷正道歌》等歌诀，通俗简要地介绍了药物、采取、煅炼、火候、景象、效用等，并提倡独尊内丹，排斥其他各种功法。吕洞宾有《吕祖志》，其中许多传世名篇，注者不乏其人。明代钱道华称赞其中《敲爻歌》“文义深奥，言句清切，金丹大道，三乘大法，十种还丹，悉备其中”。吕洞宾所作《沁园春》丹词，艺术地概括内丹的理论和方法，极受后世内丹学家推崇，词曰：“七返还丹，在我先须，炼己待时。正一阳初动，中宵漏永，温温铅鼎，光透帘帏。造化争驰，虎龙交媾，进火功夫牛斗危。曲江上，见月华莹净，有个乌飞。当时自饮刀圭，又谁信，无中养就几!辨水源清浊，木金间隔，不因师指，此事争知?道要玄微，天机深远，下手速修犹太迟。蓬莱路，待三千行满，独步云归。”

钟吕派内丹学的传承，在南宋末李简易的《玉溪子丹经指要》中首卷载《混元仙派图》有详细系谱，从钟离权至南宋末，其法裔就有十传之众，其中著名的有施肩吾(华阳子、栖真子)、刘操(海蟾子)、陈抟、张伯端等，南宋末以后仍继续传承，在此不一一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