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多年的文明史
古人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就是文明所产生的正面社会作用。
黄帝和炎帝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传说经过文字加工,保存在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中。
传说不都是虚构,只要有佐证,其中就有可信的部分。关于黄帝及其历史贡献,经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在《史记》中的叙述,以及后来中国考古学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都说明中华文明的序幕在黄帝时期被揭开。
司马迁说,关于神农氏以前的事他不了解,在《史记》中不写燧人、伏羲、神农“三皇”之事。他写《五帝本纪》,作为中华历史的开篇,“五帝”之首就是黄帝(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加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研究,我们认定黄帝时代距今有5000多年。
关于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将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众所皆知,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两河流域文明,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产生的巴比伦文明;再一个是埃及文明,即尼罗河文明,金字塔是它的象征;还有印度古文明,起源于南亚次大陆。
中华文明连绵不断、没有中断过。从黄帝肇始,到春秋时期(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简称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期(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0年,简称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已有2000多年的文明创造。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异彩纷呈、百家争鸣,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逻辑学家)、墨家、纵横家(外交家)、军事家、杂家、农家,还有在街头巷尾讲故事的“小说家”。“百家之学”的昌盛文化局面,渗透着溯本求原的辩证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致用精神,以及奋发图强、生生不息的民族团结精神等。
在距今2500多年的春秋末期,儒、墨、道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墨子和老子,都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与社会观,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孔子自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主要是贫富分化的问题,而不是财富绝对值大小的问题,因而治国者应当在“均”和“安”上下功夫。
孔子对上古尧、舜的功业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们是后代治国理政的典范。到战国时期,子思、孟子等继承孔子思想,面对当时社会与民众的苦难,提出了“仁政”理想。孟子在关于“王道”与“霸道”的争议中,坚持“王道”不但要使民众有自己的财产,更加重要的是要推行儒家教化,以孝悌仁义提高人们的道德操守,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春秋末期墨家学派以“兼爱”“尚同”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宣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认为,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存在不公平的乱象,原因在于人与人不相爱。只有从兼相爱、交相利出发,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为此需要择天下贤良之士从事政事。
春秋末期的老子,在理想社会的追求上与儒、墨不同,他把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引入政治社会理想。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由此来看,社会的贫富悬殊与“天道”不合。他的理想社会是返璞归真,小国寡民。
儒、墨、道三家都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从现实出发,反思历史,展望未来,形成理论,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传基因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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