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儒学·颜元·颜学的理论倾向

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颜元·颜学的理论倾向

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看法。认为颜学属于理学的，有几种说法，现辨析如下：

(1)认为颜学属于王学。这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钱林、阮元等学者祖述之。又如谭献认为颜学略近夏峰(孙奇逢)之学，而夏峰亦宗王学。这种说法已成为传统见解，现代不少学者也依从它。

颜元三十四岁时，其思想开始从怀疑理学向批评理学方面转变。他批评理学虽然侧重于程朱学派，但对陆王学派也不左袒。当时的理学家张伯行评论说：“今北地颜习斋出，不程朱，不陆王，其学以事功为首。”(《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乾隆年间，颜学已不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仅披阅新采进的《四存编》，既未细加研寻，又因袭清初学界“不程朱，即陆王”的成见，见颜元诽厌程、朱颇烈，便误以为颜元是陆、王之徒。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后世影响甚大，所以它的这一论断被后人视为定论。

从现存有关颜李学派的大量材料来看，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如颜元曾说：“王学诚有近禅，仆亦非敢党王者。”(《习斋记余》卷六)“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 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同上)“吾乡孙钟元(奇逢)先生又以合朱、陆而成其为真孔子也，而以孔门礼、乐、射、御、书、数观之，皆未有一焉。有其一，亦口头文字而已矣。以孔门明德亲民之道律之，皆未有似焉;有其似，亦禅宗虚局而已矣。”(《习斋记余》卷三)由此可见，颜学不同于王学，也不同于夏峰之学。晚清朱一新说：“文成(王守仁)特宗旨少异，未至如习斋之甘决藩篱。”(《佩弦斋杂存》卷上，《答某生》)指出颜学冲决理学藩篱，而王学只是宗旨少异。

(2)认为颜学是“理学别传”。这以张之洞《輶轩语》为代表;近人也有认为颜学是“道学之继续”的。两者皆认为颜学未出理学范围。

既然颜元不宗朱子，不宗陆、王，也不主张调和朱、陆，则所谓理学别传，是怎样的别传呢? 为什么颜元要反对“理学宗主”—周敦颐呢? 朱、陆两派尽管门户相争，互为水火，但都认为周敦颐承接了孔孟的道统。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同时有程颢、程颐嗣承传衍，张载、邵雍羽翼宗盟。而颜元却对周、程、张、邵及后世理学家，皆辞而辟之。那么，所谓“别传”，传自何人呢?

从思想内容看，颜元重视“实事实物”，反对“空虚之学”，否认理学家的“道统”虚构，指出理学所谓的“心传之奥”源于佛、老。他认为“理在事中”，“理气一致”，反对理学家“理在事上”、“理气二本”等观点。他重闻见，更重实践，提出“见理于事”、“由行得知”，反对理学家重体认不重知见、重心得不务实行、以调伏身心为能事的思想。他认为“性即物则”、“舍形无性”，反对理学形性相离、形外有性的观点。他还强调“习与性成”，主张以“动”养性，反对理学的先天气禀决定论和主静持敬的心性修养。他重视“当世之务”，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崇尚技艺，讲求功用，反对理学家空谈性命、蔑弃人欲、崇道贱艺、排斥功利的思想，等等。

颜元像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颜元对于理学的基本观念，已经否弃殆尽。这样的思想如果被认为是“道学之继续”，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3)认为颜学属于“唯物主义理学”。这种看法是这样推论出来的：理学是我国特定时期哲学史断代的统称，其间的哲学家势必也要分作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阵营，颜元当属于唯物主义阵营中的理学家。

这种意见所概括的理学范围比传统的理解要宽。理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主要流派，并非当时哲学思想的“统称”。在理学家圈子之外，尚有反理学、非理学的各派人物。理学是一个历史概念，我们沿用它，就应按照它的原意来理解，最好不要随意扩大它的范围，否则就会引起概念混乱。

我们认为颜李学派是反理学的。“反理学”是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当然，对于每个反理学思想家来说，应该作具体的分析，有的着重在这些问题上，有的着重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批评理学。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仍然受到理学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从主要方面去剖析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看它们与理学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颜李学与理学是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前者是功利之学，后者是性理之学，两种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出发点、特征和归宿。

颜元在三十四岁思想转折之时，曾将朱熹、陆九渊、陈亮三家学说加以比较，其结论是：“使文达(毅)之学行，虽不免杂霸，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不幸朱、陆并行，交代兴衰，遂使学术如此，世道如此。”(《习斋记余》卷六)于是他便选择了陈亮的事功学作为思想出发点。

颜元继承了陈亮尚“用”的思想。陈亮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颜元进一步发挥说：“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习斋年谱》卷上)强调应用学问，并通过行动来验证“学问”。

颜元受陈亮思想启发，提出“习动”以针砭理学的“习静”。他说：“看陈龙川答朱子书，至‘今之君子欲安坐以感动之’，浩汉曰：宋人好言习静，吾以为今日正当习动耳。”(同上)他甚至把“习动”同皇帝王霸事业联系起来，认为“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习斋言行录》卷下)。

在义利问题上，理学家大多承袭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反对功利主义，提倡禁欲主义。但是颜元却继承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鲜明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颜元青年时即有志于社会改革，李明性(李塨之父)评他“偏僻恐类王荆公”，“立朝必蹈矫激之僻”(《习斋年谱》卷上)，有意规劝他。此时，颜元重视“六艺”的思想已露端倪，但由于深受理学影响，并未发展起来。当他思想转向事功派后，便作《宋相辨》、《宋史评》，明确表示推崇王安石的学行。

颜元继承了王安石重视《周礼》“乡三物”的思想，而于“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物”中，尤重“六艺”，认为“德”、“行”要通过“艺”来体现，“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四书正误》卷三)。

颜元熔铸陈亮、王安石的事功思想为一体，奠定了他的功利论思想体系的格局，因而理学家张伯行做了如下的批评：“颜习斋以霸学起于北……其学以事功为首，谓身心性命非所急，虽子思《中庸》亦诋訾无所顾。呜呼，如此人者，不用则为陈同甫，用则必为王安石。”(《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我们认为，这个评论道出了颜学的真谛。

在南宋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后，由于封建统治者尊崇朱熹，理学大盛。其间虽有些思想家不时作几声“事功”的呐喊，但都淹没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之中，义利之辨似乎已成定案。但是，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五百年过去了，明清之际的“天崩地解”把重新评价“义利之辨”提上了历史日程。颜元恰好是重提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思想家。他曾经深喜陆、王，笃学程、朱，经历过家国变故，思想才转向事功之学。他反戈一击，批判理学，颇能击中理学的要害。

王安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