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什么是校勘·校勘与校雠的区别
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人认为，校勘就是校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认真追究根底，则不难发现它们是有区别的。
“校雠”一词创自刘向，他说：
“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
这是李善注《文选·魏都赋》所引《风俗通》中引的刘向《别录》语。宋修《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学部》一二“正谬误”条，也引了一段内容基本相同的话：
刘向《别传》(按当为《别录》之误)云：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
虽然有人解释说，一人校称“校”，二人共校为“雠”，但不论是雠校还是校雠，从字面意义上看，基本都指校勘。《后汉书》卷一○《和熹邓皇后纪》中亦使用了 “雠校”一词：
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数术。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
唐章怀太子李贤注云：“雠，对也。”这和刘向的解释“如怨家相对”完全吻合。可以认为“雠校传记”，即是对“传记”的校勘。
但是，自宋人郑樵著《通志·校雠略》，复经清人章学诚著《校雠通义》，“校雠”一词的含义变得复杂起来。这一点，章学诚讲得最明确，他说：
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
(《章氏遗书·外编·信摭》)
从章学诚的话中不难看出，他基本否定了校雠应当大体就是校勘的固有涵义，却认为图书分类，即所谓“渊源流别”才是校雠的根本。清代另一学者朱一新亦持此类主张，他说：“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犹为之，何待学者乎?”(《无邪堂答问》卷二)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对章、朱之说有所批评，他说：
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雠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雠正是审订文字，渔仲 (郑樵)、实斋 (章学诚)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雠，命名已误。朱氏之说非也，特目录不专是校雠、版本耳。
(《目录学发微·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其实，刘向已经给校雠下了明确的定义，而章学诚则将刘向所言校雠的内容斥之为“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则其小焉”，并予以摒弃，但是仍然保存校雠这一躯壳，却充入“渊源流别，最推见古人大体”之实。“渊源流别”指的是刘向校书中最关键的一环——编目，除此之外还有编书、校雠，然而这三部分工作，在当时只有校雠有个明确的名目，这大概就是章学诚以校雠之名为编目之实的原因。
当年刘向奉命校书是在西汉成帝和平三年 (公元前26)，这正是我国书籍的简牍时期。由于简牍笨重，且一简一牍容字不多 (一般是二十至三十字左右)，故当时书籍的流行方式和后世不同，那时的书籍不是以整部书的形式流传，而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怎么证明这说法不是想当然呢?《史记》卷六二《管晏列传》有司马迁的论赞：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这里除《晏子春秋》外，都是《管子》一书中的篇名，其中《牧民》、《山高》(一名《形势》)、《乘马》都在第一卷，《轻重》在卷二四，只有《九府》不见于《管子》，裴骃说“《九府》书民间无有”，但司马贞说，所谓《九府》，“盖钱之府藏”，所以应该作《轻重九府》。总之，司马迁不说读《管子》，而说读《牧民》等等，足见这些篇都是单独流行的，否则太史公不会只提这么几篇。又如《史记》卷六三《
老子韩非列传》：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孤愤》、《五蠹》都是《韩非子》一书中的篇名，秦王不说读《韩非子》，却说读《孤愤》、《五蠹》之书，既然称之为“书”，足见这些篇是单独流传的，否则，秦王的话就令人费解了。
清代著名学者刘宝楠在所著《愈愚录》卷五“古书篇传单行”条，亦提供了三条证据：
①《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诏曰：“朕以眇身，获保宗庙，通《保傅传》，《考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 《保傅传》乃 《贾子》 书中一篇。
②又《艺文志》“弟子职”一篇，应劭注，在《管子》 书中。
③《后汉书·窦融传》 “乃赐融以 《外属图》及 《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皆是篇传单行。
特别是《汉书·艺文志》在著录图书时，大都交待了某书多少篇。如《春秋类》：“凡春秋二十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这里提到省《太史公》四篇，是说明当时书籍确实是以单篇流行的又一证据。
既然当时的书籍是以单篇流行，这就给当时的整理和著录图书带来一些麻烦，即整理者必须把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所有单篇文章收集到一起，校订讹误，删去重复，确定或统一书名，然后才有可能著录，所以，刘向的校书实际上包含了三方面的工作，这就是：①校勘，即当时所说的校雠。②校订新本或编定新书。③撰写书目，加以著录。这三项工作简而言之就是校勘、编书、编目。当时，刘向作为这次校书的总其成者，“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卷三○《艺文志》)。据梁代著名目录学家阮孝绪说，这些书录“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但因这些书录很有参考价值，故“时又别集众录，谓之 《别录》，即今之 《别录》是也”(《七录序》，见《广弘明集》卷三)。由于这些书录的别行，故至今仍可看到部分流传下来的这类书录，这对后人了解当时的校书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现举几例如下：
① 《战国策》 书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
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②《晏子》书录
右《晏子》凡内外八篇，总二百十五章……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椾，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③《管子》书录
……臣向言： 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从以上列举的书录不难看出，当时社会上所流传的书籍，不仅一书的篇第参差不齐，如《晏子》有十一篇者，又有五篇者，甚至还有仅一篇的，而且书名也不统一，如关于战国策书，即有六个不同的书名。这种情况，便决定了刘向校书必须是校雠、编书、编目三项工作同时先后进行，否则就不可能理清当时的中秘藏书。
但是随着纸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书籍的传播方式起了很大变化，它不再以单篇流传，而是以集的形式出现。《四库总目》“别集类”小序说：
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别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
由于书籍的流传形式发生了变化，这时，所谓校书三个环节中的编书一环便基本不复存在了。如果说，过去广搜异本既是为了校勘，又是为了编书的话，那么现在就只是用于校勘了。再者，因为书籍大都由作者手自编定，这时著录图书也就比过去简便了许多，如果说，过去必须先按人或学派收辑单篇，编定成书之后再加以著录的话，那么现在只要广泛搜集各种图书详加分类就可以了。例如梁代的目录学家阮孝绪，即可凭借一人之力，编成一部颇为重要的书目——《七录》，他在这部书的序中说：
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闲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湘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以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
( 《广弘明集》 卷三)
从这篇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齐梁时代的编目，已和刘向时代大不相同，这时，显然已没有了“编书”或“校定新本”这一环节，而只要广搜“名簿”，“穷究流略”，即详加分类就可以了。这充分说明，囊括校雠、编书、编目三位一体的所谓校书，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三位一体的校书早已名存实亡。它的内容，显然已被独立发展起来的校勘学和目录学所取代，也可相当于今日的古籍整理重要部分。
明确地说，校书只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是简策时代校理图书的特有形式，而“校雠”不过是校书三环节之一，如果在校勘学、目录学都已独立发展成一门学科的今天，仍恪守两千年前的校书模式，一定要把由校雠发展成的校勘学以及从编书、编目变化发展成的目录学硬塞在“校雠”一名之下，这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符，也不利于对学科的认识和运用。从理论上说，这也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已故当代著名学者王重民说：
刘向在编目以前，先要做校雠工作，校定新本，这是图书发展的历史阶段所造成的。这一工作是校书而不是编目，但后人常把刘向的校书和编目混为一谈，或以校雠学包括目录学，都是不对的。
(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
王重民所以批评把校书(即校雠)与编目混同，以校雠学包含目录学的说法，正是因为这种说法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然而这并不是说，“校雠”这个词在今天已没有丝毫的活力。从这个词的实际情况考察，刘向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云云，“校雠”所指的主要还是订正文字讹误的校勘，但它仅仅是一书前后的本校，以及一书诸本的对校，尽管今天的校勘方法不限于这两种，但因“校雠”是校勘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的体现，所以用校雠代指校勘，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在郑樵之前，校雠大体上就是校勘的异名词，如南宋朝廷为了整齐清理图书，由馆阁制订《校雠式》，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校勘的规程。
历代藏书家，为了增加不同版本的藏书，往往在一书上，过录该书多种版本的异同情况，因为这是通过诸本对校完成的，所以这样的藏书家一般被称之为校雠家，倒是非常确切的。
因此，那种把校勘、编书、编目三者合而为一称作校雠的作法，是不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