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后汉书》研究史略·宋元明: 以校勘刻印和评论为主的研究时期
宋元明时期，对《后汉书》的议论评说逐渐增多。如宋人王应麟称：“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引) 叶适认为： 范晔整理《后汉书》，“类次齐整，用律精深。但见识有限，体致局弱，为可恨耳”(《文献通考引》)。明人何良俊也说：“若蔚宗则取华峤、张璠诸书整齐之，首尾贯串，勒成一家。其叙东汉二百年事，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四友斋丛说》卷五)。郑樵认为范晔史才不足，“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通志总序》)。朱鹤龄也认为由于范书无表，“使后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 (《愚庵小集》卷十三)。晁公武批评范晔“赞辞佻巧，失史之体”。陈振孙指责《后汉书》论后有赞，“几于赘矣”。洪迈认为范晔序论了无可取，又高自夸诩，“可发千载一笑”( 《容斋随笔》卷十五)。
宋元明时期《后汉书》的研究成就在校勘刻印上最突出。《后汉书》问世后一直靠手抄流传，淳化年间，宋太宗诏令学官分校并摹印《史记》及前后《汉书》，这便是《后汉书》淳化初刻本。宋真宗命人复校“三史”，并镂板刊行，为景德校定本。这两次刻印都没把司马彪的八志并入范书，后来判国子监孙奭奏请合刻两书，八志遂被附在范书纪传之后，即乾兴元年国子监刻本。此后还有景祐本、熙宁本、绍兴本等等。流传至今只有绍兴本较完整。由于宋人刻本质量较高，为《后汉书》的流传、研读提供了条件。元明时期，《后汉书》的校刊工作仍在进行。如元大德本，明南监本和北监本，以及毛氏汲古阁本等，都是较有影响的 《后汉书》刻本。
宋明学者往往把自己的校勘成果写成专著。如刘攽，奉诏校正《后汉书》后，撰成《东汉刊误》一书。后来，吴仁杰为补刘氏之遗，又撰《两汉刊误补遗》，厘正 《东汉刊误》之误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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