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祚命—帝王的承袭·汉代的太子预立制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承天祚命—帝王的承袭·汉代的太子预立制

西汉的政权体制沿袭秦代而有所发展。汉高祖以平民为帝,不懂朝仪之礼,后来,曾为秦博士的叔孙通为之定朝仪大礼,“每月朔岁首为大朝受贺……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百官受赐宴享大作乐”(《续汉志》卷五)。汉高祖高高在上,威风凛凛,十分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传》)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更把皇权进一步神秘化。他把天和人看作是同类,天有日月,人有两眼,天每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人则有三百六十五骨,等等。根据天人感应说,天是有意志的,是至高无上充满精神威慑力量的神,而皇帝则是天派到人间代天对地上实行统治的。所谓“天生民……为之立君以善之,此天意也。”正因为如此才称天子。《汉书·鲍宣传》说:‘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班固在《白虎通》中也说:“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皇帝对臣民的统治被说成是“天意”,是“天意之所予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因此,顺从皇帝的统治,也就是顺应了天意。皇帝也要从天命以行事,所谓“王者承天意以事。”董仲舒特别提出以灾异作为天意的表现,以灾异来制约皇帝的行为。例如,风调雨顺之年是皇帝顺应天意的表征,灾异剧变则是皇帝行事有悖天意的警告。因此遇有灾异皇帝要避正殿、减服,朝会不奏乐,甚至下罪己诏,倾听百官意见,在政策措施上也要采取一些宽刑减赋之举。这从汉时起,直到明清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从天人感应之说派生而来的,也是皇帝制度的重要内容。这种制度在实践中起着两个作用:一是灾异之年,人民生活困苦,或惶惶不安之时,可以借此缓和矛盾,安定人心。二是通过所谓的上天示警也可以规劝皇帝多行善政。

这样,通过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实际上就使皇权与神权进一步联系在一起。

皇权继承

皇权的继承,则是立太子。

我们前面讲过,在秦代尚无预立太子的制度。《史记》载秦始皇临危赐其长子书,谓“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可见扶苏在秦始皇生时,只为公子而不是太子。汉初一些大臣认为,秦代未建立预立储君的太子制度乃是秦亡的原因之一。汉高祖二年正式预立太子。后又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大臣争之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戏!”于是只好作罢,后太子刘盈登上皇位。

汉文帝即位后数月,群臣奏请预立太子,文帝不纳,有司遂谓:“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文帝迫于群臣争论,也立了太子。

汉景帝未立太子之先,其弟梁孝王每次入朝,入则侍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帝与梁王侍太后饮时曾说:“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太后与王皆心内喜。后景帝立栗太子,又废为临江王。太后遂以梁王为嗣,梁王亦求为嗣。为此景帝乃召爰盎诸大臣议事。爰盎等说:“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又说:“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窦婴更争辩说:“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汉书》卷五一,《窦婴传》)于是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预立太子制始于西汉初年。预立太子是国家大事。太子既然是皇位继承者,国之储君,故册立太子有很庄严而隆重的典礼。《续汉书·礼仪》说:立太子仪,皇帝临殿,百官大会;(谒者引太子进殿,司空宣策,中常侍授玺绶;太子谢恩;)三公称贺。朝皇后,谒太庙;大赦天下,典礼告成。太子在预建后发现才德不济,可以废黜。如果皇后失宠,太子也要受到株连。如果太子年幼,皇太后也可以摄政。在汉代,如果皇帝无道,危及国家,造成统治者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也可以废黜。例如,昭帝死后,其侄刘贤称帝。刘贤放任不轨,上下交怨。于是掌握实权的大将军霍光和车骑将军张安世等召开朝议,议决废帝,然后报太后,立宣帝。这次行动对西汉的中兴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时代,地主阶级和它的领袖之间的关系是: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与需要的则存,不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与需要的则废,甚至不惜毒杀刺杀。自秦代以来皇帝制度的确立与不断发展,反映了地主阶级的需要,体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为了造成一代明君,汉代进一步确立了对太子的教育制度。

对太子的教育制度

皇太子有师傅,有官属,太子宫曰“东宫”。汉初,叔孙通为太子傅,张良为少傅。二傅秩皆为二千石。太子于二傅执弟子礼。少傅称臣,太傅不称臣。提高傅的地位是为了提高和巩固太子的地位。对太子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学,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统治经验。东宫属官有太子门大夫五人、庶子五人、洗马十六人及舍人若干,另置詹事以领东宫事务。

太子既然是国之储君和未来的至尊,所以一旦典礼立定,当然不能轻易废之。所谓“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一民心也。非有大恶于天下,不可移也”。但是,由于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也是至尊,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她可以左右朝政,贬诛大臣,甚至改换朝纲,在皇帝死而无嗣或继位者年龄很小的时候,更是如此。蔡邕在《独断》中说: “秦汉以来,少帝即位,后代而摄政称皇太后。……后摄政则后临前殿朝群臣,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可见其权威极大。再加上皇室内外争夺皇位者历来就不乏其人,这些人决不会因为立了太子而善罢干休。所以,预立太子制度的确立,并没有起到对于稳定封建国家政局一劳永逸的作用。实际上,在封建统治者内部,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历朝历代都是非常剧烈而又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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