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泰山岩岩齐鲁所瞻·名闻遐迩的考古文化

齐鲁文化·泰山岩岩齐鲁所瞻·名闻遐迩的考古文化

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历史，但这种反映毕竟是朦胧的，而考古学的发展，却可以为我们揭开上古文化的朦胧面纱，使我们的认识变得清晰、明确起来。

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赖这里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得以独树一帜。1981年，在山东沂源县土门乡骑马鞍山的石灰岩隙中，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化石，按照考古学习惯，他们被称为“沂源人”。“沂源人”大体与“北京人”属于同一个时代，这是目前所发现的齐鲁大地上最早的人类。继“沂源人”之后，旧石器时代的其他一些遗址也被发现，如新泰鸟珠台溶洞、日照竹溪村和秦官庄、沂水县诸葛公社范家旺村西南山山顶的南洼洞等处，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1965年，也是在后来发现“沂源人”的同一座山上，发现了灰烬堆积物、刮削器、石片、石核以及野猪、野马、野驴等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遗址同在一处两口都有人工扩大痕迹的溶洞中。据研究，其年代距今约二三万年。

在旧、新石器时代之间，一般还有一个过渡阶段，考古学上称之为中石器时代。在大体上与中石器时代相当的历史时期，今鲁南的沂、沭两河流域还有细石器文化存在。据统计，仅在沂河源头到中游地区长约一百七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内，除发现有猿人化石外，还有近百处旧石器、细石器地点。其中，“沂沭细石器文化”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国是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细石器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国度，但在一个小区内，可望把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机地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中国史前文化比较完整的谱系的，还只有鲁南地区。”(张学海：《从考古发现看山东在我国古史上的地位》，《文史知识》1987年第10期“山东专号”)可以想见，这里久已是人类劳动、生活的重要地区。从大约距今七千年前左右开始，这里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从那时直到殷商时代以前，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了周围的平原、丘陵地区。其发展可分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四个大致相互衔接的阶段，而岳石文化时期甚至早在龙山时代的晚期，青铜器已经出现，社会已跨入文明的门槛。

北辛文化因其典型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的北辛村而得名，这里的文化延续了大约千余年左右。这种类型的文化是山东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刚被确认不久，其确切的分布范围尚未踏查清楚，但它大致以泰山为中心，主要分布于汶、泗流域是没问题的。从文化遗存分析，北辛时期的人们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到了大汶口文化时代，母系氏族社会便逐步让位于父系氏族社会了。

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广，汶、泗、沂、淄、潍、沭、弥诸河流域都有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它以今山东省为主，北达黄河以北，南到徐淮平原，东至山东半岛，西抵河南中部。大汶口文化从距今六千年前开始，大体经过了近二千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各个方面都较前有了巨大进步。石质工具已通体磨光，并穿孔凿柄，石器的类型也多样化。从文化堆积看，早在北辛文化时期，人们已开始了定居生活。大汶口文化时期，人们已开始建造房屋，这些房屋虽仍有半地穴式建筑，但已有了在地面建造的遗迹。他们对居住条件的追求，表明他们的定居生活已十分稳定。他们以居址为中心，进行农业种植，饲养家畜，还从事渔猎活动。在个别遗址中，发现了专为储粮建造的窖穴，墓葬中还常用猪头、猪下颚骨、猪四肢等作为随葬品，这都表明当时粮食生产已经有了剩余。生产的进步还表现在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上。这时期，陶器的制作技术有了巨大提高。陶器颜色多样化，轮制法被发明，造型丰富别致，如觚形杯、釜形鼎、缽形鼎、大镂孔高圈足豆、高柄杯等都是大汶口文化所特有的器物。另外，一些遗址中出土的象牙雕筒、透雕篦梳、精雕细缕的玉石更体现了高超的镂雕、镶嵌技术。大汶口文化的进步预示原始社会走到了尽头。这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差别，因此，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不仅型制、大小已有区别，随葬品更是多寡不一。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私有制已经产生，贫富分化也加剧起来。

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在一定历史时期，相近地区的文化可能表现出大体一致的特征。然而，由于文化渊源不同，大体一致的文化特征可能因地域有别又表现出某些差异。龙山文化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县的龙山镇，以后，许多省区都有类似的文化遗存发现。但各省区的龙山文化都各有特点。因此，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就被称作“山东龙山文化”或“典型的龙山文化”。

从地层叠压关系看，山东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二者的分布范围也大体一致。山东龙山文化显然是山东地区的东夷人创造的一种更高水平的文化。

龙山时代，山东地区的人们在工具制造上又有重要进步，石器磨制更加精细，而且还能制造石镰和双孔石刀等收割工具，还有大型的长方形五孔玉刀和制作精细的长条形玉锛。一些遗址中少量的铜制工具被发现更为引人注目。制陶业是这时期手工业发展的典型体现。此时，快轮提拉成型的制陶技术被普遍应用，制作出的陶器胎薄而均匀，器物造型规整，棱角清晰，富于转折变化。代表龙山文化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黑陶高柄杯，质地细腻，薄似蛋壳，因而被称为“蛋壳杯”。人们称赞它“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此外，陶鬶作为一种三足炊具，在制作特点上也颇能作为山东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山东龙山文化的房屋建筑中已普遍采用了挖槽筑墙技术，有的还出现了土台方形的地面建筑形式和原始夯筑技术，石灰作为建筑材料也被应用，而且同时期的房屋建筑在整体上有了一定的布局。从这些情况看，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生活有了一定的秩序。

在意识形态方面，礼制的形成是龙山时代进步的突出标志。《左传》等史籍中多次提到“夷礼”，说明东夷人的礼俗直到春秋时代还有较大影响。孔子强调“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因为“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山东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工艺水平较高、但缺乏实用价值的器物，学者公认应属当时的礼器。于礼器组合之外，葬具、葬式等等似也受着一定礼制的规范。实际上，礼制来源于氏族社会的原始习俗，有了稳定的定居生活，礼制的产生和逐步规范便是自然的了。在龙山文化时代以前，礼制已处于萌生阶段，到了龙山时代已经形成。著名考古学家邹衡认为，夏文化的礼制“可能是继承虞礼而来”(《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66页)。虞礼乃“有虞氏”之礼，亦即东方夷人之礼。

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水平之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面貌的揭示，使人们重新认识并评价东夷地区文明的发展状况。值得提出的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出现了图像文字，著名古文学学家唐兰先生认为它属于远古期的意符文字，虽然这种文字只发现了十九个，但却闪烁着文明的火花。唐兰在20世纪70年代曾撰文谈到：大汶口文化是东夷集团的少昊文化遗存，少昊文化是奴隶社会初期的文化，中国已有六千年的文明史。唐兰的这一观点虽然还未得到普遍认同，但山东地区为中国远古文明重要发祥地则是确凿无疑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对周围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和夏商文化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因此这里又是探讨、研究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问题的理想地区。

在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内，继之而起的是岳石文化。从个别遗址如泗水尹家城等遗址的较大规模发掘中，发现岳石文化层直接叠压在典型龙山文化层上，可见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据测定，岳石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600年，大致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同步，约在夏朝的纪年范围内。

岳石文化是最近才开始被认识并逐步确立的考古学文化。它以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山东平度东岳石村发现的遗址来命名。在已发掘的众多遗址中，泗水尹家城遗址的岳石文化遗存较为丰富，其中出土石器达六百余件，约三倍于同遗址的龙山文化。石器原料有十余种，不同类型的石器已比较固定地采用不同质的石材，制作方法上也显得简单而实用。可以看出，岳石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

通过对泗水尹家城岳石文化层出土的动物标本鉴定，发现这一时期家畜类的比例较前显著上升，合计超过了百分之六十，而龙山文化时期却不到百分之四十。家畜中以猪最多，狗和牛的增长幅度最大。相反，野生动物的数量却急剧减少。这可能是由于种植业的发展，原来茂密的森林植被受到破坏。野生动物丧失了栖息地，而家畜饲养正可作为它的补充。

岳石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铜器的出现。尹家城岳石文化堆积中共发现了十四件铜制品，这些铜器多数为铜、锡等合金的锡青铜，少数为铅青铜，还有一件砷铜。器形有镞、刀、锥和环等，这些铜器多数在冶铸之后加以煅打。铜器数量虽然不多，而又均限于小件器物，但它可以确证此时期已步入了早期的青铜时代。

可能是与青铜制品的出现有关，岳石文化的制陶业进步不太显著。不过，与以前相比，这时的陶制品仍有一定的特点，如轮制技术以及烧制火候并不低于龙山文化的陶器，颜色较为复杂，造型风格方面也有不少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