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地方志与方志学——源流与发展·方志的起源和发展

方志学·地方志与方志学——源流与发展·方志的起源和发展

方志渊薮何在?历代学者考辨颇多，说法各异：早在宋代，地理学家王存、程大昌等人就推《禹贡》、《山海经》等古地理书为方志之祖;而同时代的司马光、马光祖等则认为方志出自 《周礼·地官》、《周礼·春官》所载诵训、小史等官掌管、训讲的 “方志”、“邦国之志”，也就是古方国史。还有的学者将两者结合起来，或从多源的角度探讨方志的起源，如《隋书·经籍志》认为古方志乃合《禹贡》、《周官》例而成; 宋代欧阳忞则说古史官的作品与山经、地志等，旁见杂出，都归入方志之中;元代郭晦、黄溍还认为方志是古地志与古地图的合流; 同时代的张铉则着重指出，古代诸侯置史来纪国政，采诗以观民风，《诗经·国风》也应是方志的源流之一。明、清时，方志源于史书的说法盛行起来，章学诚认为《周礼》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应是古方志;而洪亮吉则把《华阳国志》、《越绝书》等方舆史和霸史作为方志的源头。《四库全书总目》总结说，《禹贡》、《周礼·职方氏》这类古地志记载了方域、山川、风俗、物产，《元和郡县志》用《山海经》例，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则增加了人物和艺文，它们都应该是当今志书的滥觞。近现代以来，方志起源问题虽未得到统一的认识，但多源说已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并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范围。

方志的发展形式则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普遍以为，秦汉时出现的全国区域志和魏晋南北朝时众多的区域性史地著述对方志的形成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最重要的全国区域志有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和晋挚虞的《畿服经》，尤其是后者除记地理、风俗之外，还兼及人物事迹，开创了史、地结合的形式。区域性史地著述则有属于地理类的地理书、都邑簿、地图、图经和属于史书类的方舆史、地方杂史、载记、郡书、别传等。其中，地理书(又称地记、地志)数量最多，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而方舆史则影响最大。流传至今的方舆史有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东汉袁康的《越绝书》等，它们都汇历史、地理、人物为一书，做为方志之祖，更广泛地得到了学者们的公认。

隋唐以来，全国一统，经济繁荣，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定期编呈图经版籍的制度，开始了大规模官修志书的活动。私人撰写的地记、杂史退居次要地位，图经的纂集成为主流。到了两宋，图经进一步演变成为方志，内容、体例逐步完善并趋于定型，纂修志书的范围也扩展到全国每个区域，即使“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也都有图志。纂修形式也由纯粹官修变为官府主持、延聘学者名士纂集。元、明以后，方志的形式、体例、内容更加成熟、稳定。就形式来看，全国性的一统志，以及省志、府志、县志、乡镇志、边关志、山水志、名胜志等都已出现;就体例来看，平列体、纲目体、史书体、政书体、三宝体都已齐备;就内容来看，有注重雅洁简明的，有崇尚掌故详实的，旁征博引，考辨参校，史地并重，图表兼收，不一而足。到了清代，方志成书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广，更是前代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旧方志的编纂发展到了顶峰。民国时期，时局动荡，战事纷扰，修志事业虽历经坎坷，编成方志仍然达到1500种，特别是在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潮的推动影响下，方志的体例和内容发生了革新，方志反映古代文明的进步、近代科学的发展、救国图强的愿望更是比比皆是，在许多方面冲破了封建旧志的藩篱。

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布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把编修新方志列为重点项目之一，并成立了国家地方志小组领导全国的修志工作，先后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掀起了两次修志热潮，编纂的新方志截至1993年已超过千种。新方志的体例和记述方法已摆脱了旧志的束缚，努力按照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手段去编纂方志成为共识。这项工作已经变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庞大的系统工程，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