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学·汉唐的《三礼》研究·汉代《三礼》的传授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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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学·汉唐的《三礼》研究·汉代 《三礼》 的传授概况

西汉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汉书·儒林传》云:“汉兴,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诸学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是,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一般认为,高堂生传《士礼》于萧奋,萧奋传于孟卿,孟卿传于后苍,后苍传于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此即所谓《礼》的五传弟子。但据《史记·儒林传》所记,在萧奋之前还有一位徐氏,萧奋之《礼》当得自徐氏。徐氏与高堂生是否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已无从考见。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初置五经博士。《礼》为五经之一,最初的《礼》博士之名,史籍失载。至宣帝时,博士后苍以《》、《礼》名于世。据《汉书·艺文志》,后苍以《礼》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普之学。”大、小戴及庆氏三家都是今文经学,其中大、小戴列于学官,庆氏不立于学官。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大戴无传学者”,似乎大戴所传之《礼》当时并不为学者所重,其后虽有北周学者卢辩为之作注,但《隋书》、《唐书》、《宋书》等的 《经籍志》都未加收录。

《周礼》自刘歆置博士至东汉初,一时勃兴。《汉书·艺文志》有“《周官传》四篇”,而无撰者姓名,很可能就是刘歆的传本。据《经典释文叙录》,刘歆曾传《周礼》于杜子春,其后,杜子春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众、郑众父子等多往师之。另据《后汉书·贾逵传》,贾逵的父亲贾徽也曾经从刘歆兼习《周礼》。贾逵一方面师从杜子春学《周礼》,另一方面又从其父学《周礼》。类似的情形还有郑众,郑众既师从杜子春,又师从其父。到东汉后期,郑玄从张恭祖受《周礼》,所见到的解说有郑兴、郑众、卫宏、贾逵、马融五家之学。

《礼记》在汉代尚未取得经的地位,所以无师承关系可述。

汉代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所谓今古文问题,西汉所立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仪礼》即其一。其后刘歆创通古文,《周礼》得以列为博士,其门徒后学杜子春、卫宏、贾逵、马融等推衍其说,与今文家分门角立,不相为杂。杜、郑、卫、贾、马等注《周礼》,决不取今文说;何休注《公羊春秋传》,也绝不引《周礼》。许慎所撰之《五经异义》,今文古文,泾渭分明,断无混杂。今文学解经,重在微言大义,古文学解经详于章句训诂。由于《礼经》的特点是以介绍名物制度为主的专门之学,可微言大义之处甚少,所涉古制茫昧难考,文字简奥晦涩,故传授者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将解经的重点放在训解字义上。《仪礼》是如此,作为古文经的《周礼》就更毋论矣。《周礼》 出自山岩屋壁,有 “古书”与 “今书”之别,故书指初献于朝廷、藏于秘府的本子;今书指与故书有歧异的民间钞本。两种本子的文字都有碍难之处,杜子春也只能约略读之而不能尽通。因此,东汉著名学者马融等对《周礼》所作的 “《解诂》”,主要目的都在 “正字”上。

东汉以后,不少今文学者逾越家法,杂取经谶、乃至古文经记解经,以应时需,今古文经学的界限日趋模糊,因此,今日所见的《礼记》、《大戴礼记》都已掺入古文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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