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化·偏安一隅的河西文化·河西文化发展的背景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甘肃文化·偏安一隅的河西文化·河西文化发展的背景

五凉时期,河西文化有其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1) 西汉对河西地区的开拓经营

河西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受到汉代统治者的重视。汉武帝抗击匈奴,河西战场与代北战场遥相呼应,形成对匈奴的两面夹击,而控制河西,对割断羌胡,沟通西域,屏藩三辅,至关重要。于是开发河西成为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汉王朝抗击匈奴、收复河西后,先后在河西地区设置了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又设置金城郡,并采取徙民实边的措施,在河西地区实行屯田。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汉书·昭帝纪》),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又采纳赵充国“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汉书·赵充国传》)的屯田之计,在金城郡屯田。这二次屯田对汉王朝经营河西,稳定局势,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西晋末,天下动乱,民间流行“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依柱观”的歌谣,也反映了河西地区具有强盛的实力。

(2) 河西偏安一隅

西汉末,“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率土遗黎才十二三”(《通典·历代盛衰户口》),东汉末,黄巾大起义与董卓之乱使“海内荒残,人口所存十无一二”,这些大动乱对中原经济破坏严重,但是河西之地却保持了相对的安定。由于窦融保据河西,王莽篡位以来“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河西重镇姑臧(今甘肃武威)号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后汉书·孔奋传》)。东汉后期,虽有中原大乱,也没有波及河西,河西地区秩序较为稳定。西晋末年,中原爆发了“八王之乱”,整个北方战火弥漫,军阀割据称雄,人民迁徙流亡。十六国时期,“五凉”控制下的河西地区却“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原先僻陋的河西地区,自两汉以来,未遭历次战乱的洗劫,局势长期稳定。

中原地区的士家大族也认识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于是“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晋书·张轨传》),散亡在凉州者多达万余人。中原士庶大量涌入河西,为河西经济的发展,对保留中原文化并推动河西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正是河西局势的安定,为河西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具有了独特的环境优势。

(3) 五凉统治者崇儒重文

建立五凉政权的统治者大都重视文化教育,尊贤爱士。建立前凉的张氏父子保境安民,立学校,以教九郡胄子,置崇文祭酒,行乡射之礼,招贤纳士,讲学授徒,组织译经,传播佛教,为河西文化的日益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前凉灭亡后,河西地区虽然出现了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四方割据的复杂局面,但是这些政权的统治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文化教育。后凉的文化事业虽不景气,但吕光平西域后,将龟兹高增鸠摩罗什携至姑臧。吕氏虽不信佛,但罗什通阴阳术数,所言必验,引起吕氏父子敬重,使罗什名声远扬,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建立南凉的河西鲜卑族秃发氏也网罗、保护和重用河西士人,并将一批有德望、有才干的河西士人任命为重要官吏。而且南凉开办学校,以致后来“南凉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晋书·秃发傉檀载记》)。汉族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更是重视文化教育,思贤若渴,兴办学校,提倡儒学。西凉建立之初,就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晋书·李玄盛传》)。建立北凉的匈奴卢水胡沮渠蒙逊是“胡夷之杰”,父子二人热心文化,鼓励讲学授业,尊礼硕儒,招纳贤才,重视学术交流,遣使赴南朝宋,求取经史子集,并崇尚佛教,译经兴盛,开窟造像,使凉州成为佛教重地。由于五凉统治者崇儒重文,采取种种措施,使河西文化在西汉以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河西成为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

(4) 汉代文化是河西文化的积淀

河西地区自汉武帝建立四郡以来,许多汉族人民不断移居到这里,河西开始接受中原文化,吸收西域、中亚文化,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早在汉代,河西地区就出现了不少名垂史册的人物,他们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著书立说。东汉敦煌侯瑾著有《汉皇德记》三十卷,《侯瑾集》二卷。东汉名臣张奂是敦煌渊泉(今甘肃安西县)人,张奂著《尚书记难》二十余万言,张奂之子张芝、张昶并善草书,为后世称道。解放后,武威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礼仪》简牍、医药简牍等珍贵文物,这一切均表明汉代的河西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十六国时期的五凉文化除保留了一部分中原文化之外,主要还是在汉代河西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汉代的河西文化源于中原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西域和中亚的外来文化,还有当地的土著文化,这三部分文化经过融合发展,形成了河西文化(梁新民《五凉文化渊源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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