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易说述略·义理派的发展,以老解易——周易与老庄玄学相结合

易学·易说述略·义理派的发展，以老解易——周易与老庄玄学相结合

两汉易学继承原有传统，以象数义理互相验证。此乃专门之学，阴阳五行，律历象数，爻辰纳甲，卦爻变化，皆所必知。他们依象解辞，句句都要附会易象。八卦取象，除《说卦》所载外，又补充许多逸象。有荀爽等九家逸象31种，虞翻又增加至331种。如此诸多的取象，都要一一比附《易》文，加以解释，其烦琐就可想而知了。魏、晋时王弼作《周易注》，力扫汉人象数之说，认为言《易》最重要的是得“意”。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他比喻说：“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所以“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同上引)。他批评汉人解释经文，比附卦象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案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源，巧愈弥甚，从复或值，而义无所取。”因此，他进一步提出“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引同上)。认为不执着于具体的卦象，才能得到象意。王弼 《周易注》，专从义理上解说经传，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问题在他以老庄之学比附《周易》，借注《易》，大谈玄理。如注《乾》卦彖辞：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说：“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用的就是老庄的语言，而且与彖意并不相符。

到了唐朝，唐太宗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其中的《周易正义》采用王弼、韩康伯注本。孔颖达作疏。作为士人科举必遵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广引例证指责其“墨守专门”，“诠释文句多用空言，……则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正义》书有《周易正义卷首》，论述研究《周易》的八个问题。第一论易之三名，第二论重卦之人，第三论三代《易》名，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第五论经分上、下两篇;第六论夫子十翼，第七论传易之人，第八论谁加经字。多引文献以为佐证，是一篇有资料价值的易学概论。在《周易》释名上，不同意汉人说法，认为《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 ‘周’字系题‘周’以别于殷”。在第一论中他引《易纬·乾凿度》论易一名而含三义(即“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后发挥《乾凿度》“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说：“盖易之三易，唯在于有，然有从无出，理则包无。”进一步将《易》解为“浑沌”，把《周易》分成“备包有无”的《易》理和“唯在于有”的易象两部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宋人，据此创造出以“理”谈《易》的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