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杏何必出墙

红杏何必出墙

报载，联邦德国学者庞伟，把神前求签看做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在签诗里面大做学问，还写成两本书。在上海举行的国际中国文化艺术讨论会上，他宣读自己的论文，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无独有偶，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根据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资料，编著了《敦煌曲》一书，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一些学者所重视。国外一些研究敦煌文化艺术的汉学家，搜集资料，以此书为印证;学术观点，以此书为依据，这本书俨然成以权威之作。在国内，有的学者也极倾倒。

其实，戴密微所据的敦煌曲资料有“众多谬误”。原四川大学任中敏教授和上海徐中华教授，早就通力合作，对戴密微解释敦煌诗词曲大量不妥之处作了详实的考订，写成《注戴密微(敦煌曲)》一书，并被译成法文。戴密微作为外国的汉学家，他研究敦煌词曲，依据的是图书馆里的“死材料”，又无实地考证和对唐代民间文学综合研究的“地利”之便，出现些谬误，不难理解，也不可苛求。令人不解的是，至今在一些人心目中，戴密微之作仍在任、徐之上，且后者的著作国内始终未能出版。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外国学者研究出了成绩，国人应当感谢，应当高兴，应当重视。但不能因此忽视了国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学问。而且，任中敏、徐中华教授所做的是“学问的学问”，是他们花十多年心血，集全国学者几十年研究之精华，难道就没有出版的价值!

对中国文化遗产，国内学者有研究它们最有利的条件，实际上，不少人正在未被开垦的土地上艰难的耕耘着，然而，他们获得的果实，屡遭冷遇之后，往往只有先在国外引起哄动然后才在国内引起重视。嘉峪关中学曾有一个教师，根据当地出土的魏晋墓砖壁画所绘乐器，对我国古代音乐史、乐器发展史、乐律沿革史，作出了言之有据的考证，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但他的这些研究成果，起初在国内并没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他结识了一位日本专家，在闲谈中，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那位日本专家的赞叹。这样，经过外国人的宣传，他才受到中国人的注意。有关敦煌学的著述，日本成套成套地出了许多专著，以至在“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这句话，多象一把刀子!当然，今天敦煌学在中国，正在蓬蓬勃勃地发育成长。但是，在别的领域中，是不是还存在着相似的现象?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美则美矣，学问家的境遇若都如此，却是不大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