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民瘼的诗人白居易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关心民瘼的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 (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祖籍下邽(今陕西渭南市北)。祖父白锽因在河南做官,遂移居新郑县东郭宅 (今河南新郑市东郭寺村)。他出生在新郑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白锽、父亲白季庚都是明经出身。

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他11岁时就离家避难越中(今江浙一带),饱尝了饥饿冻馁,世态炎凉。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 (公元800年),他在中书舍人高郢的主试下,考取第四名进士。贞元十八年冬,试吏部所主持的“书判拔萃科”,与元稹同及第。宪宗元和元年 (公元806年),应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第四等。对这连续三次的科考及第,他感到非常自豪,后来回忆说: “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然而,由于应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策时出言太直,不得为谏官,他仅得到令人很不满意的周至尉。

元和三年四月,拜为左拾遗。作为谏官,他得到了与皇帝直接说话的机会。授官后,他尽职尽责,且本着“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目的,写作了包括《秦中吟》 10首、《新乐府》50首在内的大量讽谕诗。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在街上遇刺,裴度受了重伤,武元衡当即死亡。由于这一谋杀案件背景复杂,朝中大臣皆噤若寒蝉。对此,白居易义愤满腔,忍无可忍,便率先上疏,请求捉拿凶手。于是,那些对白居易早已恨之入骨的权贵们便得了把柄,他们以越职奏事为名,进行罗织构陷,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二年冬,迁为忠州刺史。后改任杭州刺史。敬宗宝历元年 (公元825年) 除苏杭刺史。曾督率州民筑西湖大堤,变害为利,扩大灌溉面积千余顷。且疏浚李泌领导开凿的六眼井,以解决百姓的饮水问题。他离开苏州时,苏州人民痛哭着为他送行,以至于“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文宗大和元年 (公元827年) 春,返回长安,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晚年辞官,闲居洛阳,直到73岁高龄时,还抱着“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的思想,亲自发起并资助了开凿龙门 “八节滩”、“九峭石” 的义举。会昌六年 (公元846年)八月卒,葬于洛阳龙门。其作品有《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杰出代表。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将杜甫所写新体乐府诗如《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篇章的特点加以归纳,又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诗歌理论。他以此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并且和朋友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互相勉励、互相推许,使新乐府的写作蔚然成风,形成波澜壮阔的诗歌运动,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 (一) 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与此相应,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强调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尤其强调的是“为民”,所谓“唯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歌与政治以及人民生活相结合,这是他诗歌理论的核心,此前没有人如此明确地提出过。(二) 阐发诗歌的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他以果木成长为喻,生动形象地揭示了诗歌由情感的根儿、语言的苗儿、声韵的花儿到意义的果儿即从情感冲动而发言创作直到对读者起潜移默化作用的整个过程。(三) 要发挥诗的社会作用,必须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他的诗词用字都很质朴,是想让读者容易明白;其语言直露而恳切,是想让闻者引起深戒。

新郑市城关乡

东郭寺村白居易故里

创作实践上,白居易是唐代写诗最多的诗人,现存诗3000多首。根据他自己的分类,其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4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讽谕诗。讽谕诗从内容上来说,或揭露时政弊端: 如《卖炭翁》揭露 “宫市” 之弊,《红线毯》揭露“进奉”之弊,《重赋》揭露“两税法”之弊等; 或反映民生疾苦: 《观刈麦》、《采地黄者》反映农夫的困顿劳苦,《母别子》、《上阳人》反映妇女的屈辱痛苦; 或鞭挞统治者的奢侈、残暴; 《歌舞》、《轻肥》、《买花》抨击其骄纵奢侈之风,《杜陵叟》、《宿紫阁山北村》鞭挞其残酷暴虐之行。从艺术效果来说,他的诗既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亦为当权者所痛恨。

白居易的感伤诗中的两篇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亦堪称千古绝唱。《长恨歌》写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琵琶行》通过琵琶女的遭遇,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妓女共同的悲惨命运,同时亦联系自己的身世,抒发了贬官九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凄苦愤懑之情。两诗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以至于唐宣宗李忱在白居易死后为作悼词时还满怀深情地写道: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白居易的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深广的影响。从内容方面讲,他那缘事而发、因事立题的现实主义精神,自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杜荀鹤经宋代王禹偁、梅尧臣、张耒、陆游等人以至晚清黄遵宪,一直有所继承。从艺术方面讲,受他“不求功律高,不务文字奇” 的通俗平易的语言风格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浅切”诗派,亦即通俗诗派。

总之,白居易以其进步的诗歌理论和丰富的创作实践赢得了当时以及后世读者的深切爱戴。如元稹所说: “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从而成了李白杜甫之后又一颗坛巨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思想艺术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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