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魏征

唐太宗与魏征

唐太宗被美化为从谏如流的明君;魏征被誉为是犯颜直谏的忠臣。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象太宗自称的那样“事同鱼水”，君臣无猜。这是因为魏征早年曾参加过李密的瓦岗军和窦建德的河北起义军，归服唐朝之后，他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早在贞观元年(627)，太宗左右的亲信说魏征包庇亲戚，太宗派温彦博去查办，结果纯属诬告。温彦博却对太宗说：“魏征作为一个臣子，不能检点自己的行为，远避嫌疑，，以致受到这种没有根据的毁谤，这是应当受到责备的。”这真是岂有此理，可是太宗竟然叫温彦博去责备魏征，这才引出魏征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的一番议论。魏征说：“良臣本身享有美名，君主获得光辉的声誉，子子孙孙传下去，国运无穷。忠臣本身遭难被杀，君主得到昏庸的恶名，国亡家灭，只不过取得个空名罢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和谐。

更有甚于此者，贞观六年(632)，太宗罢朝回宫，发怒说：“找机会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常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说：“妾听说君主贤明，大臣才敢于直言，现在魏征敢于当众进谏，这是因为您贤明的缘故。”这番话既肯定了魏征的刚直，又颂扬了太宗的英明，妙语解颐，太宗这才转怒为喜。长孙皇后是一位识大体、有见解的贤后，如果是个目光短浅、搬弄是非的人，魏征的脑袋就有搬家的危险。

到了贞观十七年(643)，魏征病危，太宗和太子李治同去探视，太宗准备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长子叔玉，第二天魏征死了，太宗听后极为哀痛，命太子主祭，太宗作碑文，并亲自书写，又赐封魏征家属九百户的租税。太宗总是想念魏征，常看他的画象，作诗悼念他。有人见此，非常嫉妒，就千方百计地毁谤魏征。魏征曾经推荐杜正伦、侯君集二人有宰相的才具。后来杜正伦犯罪降职，侯君集以叛逆罪被杀，奸猾的人就说魏征包庇私党。又说魏征曾经记录所有进谏的话，给史官褚遂良看。太宗听后，很不高兴，他解除了叔玉的婚约，推倒了所作的墓碑，对他家属的照顾也就淡薄了。

假如魏征不死于贞观十七年，以后很可能像他自己预见的那样;忠臣往往遭难被杀。这是因为唐太宗要求的直言忠谏，必须以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为准，越出这个范围就另当别论了。他只是怀疑魏征生前结党营私，立即翻脸不认人了。“伴君如伴虎”，这是封建皇权制下的通例。英明如唐太宗也无法超越封建帝王的局限性。

唐太宗对魏征的告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非常赞同，却以偏听偏信的态度对待魏征本人。这说明认识到的东西，在实践上不容易作到，应当努力在实践中把两者统一起来。

唐太宗的作为，在贞观中后期每况愈下。正如魏征所说：“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益寡。”目标始终如一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作事就应当以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精神，在有限的生命里高度地完善自我，发挥出最大限度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