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初期诗论的偏颇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很重视革命文学的建设。1922年2月年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开辟“革命文艺”栏目，开始刊登具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1923—1924年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发表多篇诗论，论及了新诗的发展和建设，他们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效用，反对艺术至上主义。他们认为诗人就是“文学的工具”，他们认为文学是激动人们感情，提高群众革命觉悟的“最有效的工具”。他们要诗人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作史诗，以惊醒已死的人心，使人民具有为国牺牲的精神。诗要描写社会实际生活，要暴露社会的黑暗，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以希望，以达到迅速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还认为坐在楼阁中是做不出革命的诗的，强调文学创作要源于生活，他们提出诗人要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才能创作出深刻动人的革命诗歌。他们还指出，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是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字来，诗人若是单有革命思想，而不参加革命活动，也不能创造出革命的文学。这些诗论有某些方面(如文学源于生活)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方面，也失之偏颇和武断，尤其遗憾地是这些诗论在强调新诗的社会效用时，努力使艺术意识政治化，却忽视了诗歌的艺术特征，而且对新诗发展也否定过多。这些均是早期诗论的遗憾。
党的早期诗论在某些方面失之偏颇，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忽视艺术有他的自身发展规律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是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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