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望之空谈误国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朝廷重臣如宰相、大学士等一般都由儒家经学士任职。这些文人,洁身自好者居多,但都有空谈仁义、不问实际的毛病。以后的公孙弘、蔡仪、韦贤等等都是“传先王语”者。自鸣清高,专讲外行话,特别是处理经济事务时缺乏经济头脑,常常以感情代替政策,往往误国误民,败事有余。汉武帝时的儒士萧望之是一位典型。萧不附外戚,久未安重用。霍光死后,元帝时方以太子太傅身份辅政,最后被宦官、外排陷至饮鸠自杀。其为人刚直,但对理财一窃一通,有时还利用职权胡乱干预。
宣帝时,汉与西羌、匈奴有战,京兆尹张敞建议令犯法者入谷以实边,即上交朝廷钱粮以赎罪来支援边境战争之需。这本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萧望之持儒家义利观,大谈“教化”之理,认为“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影响不好,因而反对入谷实边。这种不切实际的分析,可谓“图虚名,落实祸”。张敞与萧辩论,提出入谷赎罪之理计有三点:第一,不是犯罪者皆可入谷赎罪,有大罪者不开此禁;第二,战争急需物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第三,要不尚空谈,敢于权变,拿出有效办法来。但萧望之仍极力阻挠,喋喋不休,不准开禁。又一次,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为了平衡谷价和实边的目的建议设常平仓。萧望之则以为是“与民争利”,坚持自然经济,反对开发实业。他说耿寿昌筑仓治船,耗费钱财,兴师动众,百姓劳顿,所以不妥,怕违了民心与天意。实际上耿的建议如果采纳,将会以较小投入获取较大效益。建仓贮粮,调节流通,减少漕运,好处明显,但萧望之这个迂夫,连四比三多的道理都不懂。一头钻进牛角尖里讲空洞的大道理。儒士多有轻商、贱商思想,萧望之瞧不起“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实际算帐赚钱增加收入)的耿寿昌,竭力干扰别人去解决问题,影响极坏。因为如果是一般儒生出来说几句还无所谓,而话由宰相一级要员讲出来,就成了“准圣旨”了。这里也有所谓“一票否决权”。萧望之“好心”办坏事,误国又误民。以后各代此类情况不断出现,空言误国,清谈失利。他们也扮演了使历史发展缓慢,经济停滞不前的一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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