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程颢共创理学的程颐

与程颢共创理学的程颐

程颐 (公元1033～1170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北宋初年由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 迁居河南 (今河南洛阳)，晚年移居嵩县程村。他和程颢为同胞兄弟，是洛学学派的创始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世人合称二程。

程颐一生多是从事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程颐于宋仁宗嘉祐四年 (公元1059年) 举进士，廷试报罢，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早在嘉祐元年，他入京师太学读书时，太学主持人胡瑗就很重视他的才华，便即延见，处以学职，当时权臣吕公著的儿子吕希哲首先师事程颐。以后程颐又到汝州、许州、洛阳、关中等地进行讲学。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 (公元1086年)，司马光、吕公著复起执政，便推荐程颐为崇政殿说书，任哲宗皇帝讲官。当时程颐提出几点要求： 一是要求增加讲课次数，减少休假; 二是要求皇帝听课时，太皇太后在后垂帘，时常监督，并且使讲官直接把自已的一些意见向太皇太后陈述; 三是要求改变仁宗以来讲官站着辅讲的规定，准许讲官坐讲，他认为这样可以培养皇帝“尊儒重道”之心。由于程颐过于追求“尊严师道”，有时使得皇帝很不高兴，一些朝廷重臣也感到程颐未免狂妄，这样搞得他同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终于元祐二年八月，被罢免崇政殿说书，让他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颐长期居住洛阳，讲学洛阳。程门弟子杨时、谢良佐、游酢、尹焞、吕大临、周恭叔等，多于此时师事程颐。同时，王安石新政期间，司马光、吕公著、富弼、文彦博等反对新法的朝廷重臣都居住在洛阳，他们早就与程颢程颐兄弟交往很深，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所以，宋哲宗绍圣四年 (公元1097年) 二月，党论复起，程颐被累，迫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十一月，被送到涪陵编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直到宋徽宗继位，他才得以复职，权西京国子监。但是，宋徽宗崇宁元年 (公元1102年)，蔡京执政之后，程颐又被隶元祐党籍，禁止授徒讲学，逐出洛阳，再由伊川鸣皋迁到陆浑山下 (今河南嵩县程村) 居住。宋徽宗大观元年 (公元1107年) 九月，程颐病逝。众多程门弟子中，只有尹焞、张绎、范域、孟源四人经办丧事，又有邵溥夜里离洛阳前来送葬。宋理宗淳祐元年 (公元1241年) 封伊阳伯，从祀孔庙。

程颐的哲学本体论，是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基本范畴来论述的，在“理” 与 “气” 的关系上讲得比程颢更加明确，提出了 “有理则有气” 的宇庙本体论。程颐认为，“理” 是最高的精神实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在程颐看来，“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是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这是说，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理，这个理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准则，火热有热之所以，水寒有寒之所以。这个“所以”就是事物存在的 “道理”。于是“理”成为超越客观事物之上的最高精神实体。“理” 与 “气”虽有形上、形下之分，但二者是不可分离的，理是决定性的，气是依附性的，因而程颐说： “有理则有气”。理为先，气为后; 理是事物的本原，气是由理派生的。这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比程颢前进了一大步。

程颐的哲学认识论，是讲“格物致知”。他认为，知识有两种，即 “闻见之知” 和 “德性之知”。所谓“闻见之知”，就是通过感官而了解到的感性知识，承认知识来源于感觉到的客观事物; 所谓“德性之知”，就是孟轲所说的“良知”，是先验地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知识。但是，程颐认为，德性之知容易为物所蒙蔽，这样的认识就不是 “真知”。因此，要弥补德性之知的这种缺陷，就必须由 “闻见之知”来补充。这就要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二程理学认识论的重要范畴，尤其程颐作了详尽论述，把它纳入认识论之中。“格物”是究致事物之理。“致知” 是推致心中固有之知。格物是致知的方法。因此，程颐的“格物” 不是单纯地认识自然界的客观事物，而是为了 “致知”。也就是穷究事物之理，推致心中之知。这样“格物致知” 又具有伦理道德修养的意义。所以，“格物致知” 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物我虽是一理，但物无知而人有知，人只有通过格物致知，才能自觉实现内外合一，天人合一。“格物致知” 的最终结果，便是治国平天下，由心性修养向实用方面发展，完成内圣外王之学的根本任务。于是“格物致知” 具备了认识论、道德论、政治论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

程颐的历史观是以天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认为，天理是产生世界万事万物的根源，是支配万事万物的客观存在。所以，社会历史的发展，必须受着天理的支配，遵循天理的准则。因此，程颐把“理”或“天理”这一最高哲学范畴，运用到社会政治方面，便更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这样“三纲五常”这一古代伦理教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 “理”或“天理”的外壳装饰起来，将其历史观纳入到他的天理论宇宙观之中，更加富有哲学思想性。

程颐的天理史观，一方面讲先王之法的不变性，这是由天理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也讲先王之法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变革的。他说： “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这是说，社会是可以变革的，但变革是一件大事，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而不能乱改乱变。程颐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但是他也不是一概否定王安石。据载： 当有人说王安石如何欺君压下的时候，程颐并不随声附和，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他认为要看王安石说此话、办此事的时间、条件如何，不能一概而论，就是王安石如何如何。程颐这种对待王安石的态度，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

程颐的理学思想中，有许多辩证法因素。这是宋代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对思维领域产生的影响。程颐首先提出“天地之间皆有对”的思想，认为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皆是自然之理。进而提出“物极必反”的思想，认为物极必反，真理如此。有生当有死，有始便有终。这是事物矛盾转化的必然趋势。还有“阴阳相推”、“动静相因”的思想，都揭示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理论。他认为风雨雷电的形成，就是阴阳之气相推荡相摩轧的结果。

程颐是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和程颢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思想研究，以自己的智慧和成果，丰富了哲学思想内容。他的哲学思想，为朱熹继承和发展，称为程朱理学，成为元、明、清的官方的正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