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与愿违的“大跃进”

事与愿违的“大跃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人们有着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在经济上尽快赶超资本主义强国的热切愿望，但不少领导人也由此产生了急于求成，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急躁情绪。1956年，党内出现“冒进”与“反冒进”之争，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一度受到遏制。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党内外滋生起来的左倾情绪影响到经济领域，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批评“反冒进”，从而促使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导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打破常规常识，片面追求高速度，超英(国)赶美(国)的“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以高速度为核心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确定了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里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战略目标。八大二次会议吹响了“大跃进”的进军号，会后，钢铁工业，农业纷纷拟定不切实际的“大跃进”目标。

在相互攀比、不断升温的高指标压力下，农业战线首先出现了浮夸虚假的不良风气。不少农村工作干部谎报粮食产量，争放“高产”卫星，出现了小麦亩产达到7320年，早稻亩产达到36900多斤等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迹”。报刊连篇累牍地报导宣传粮食单产过万斤的“万斤乡”、“万斤社”，人均粮食过千斤的“千斤省”等等，还批判“农业增长有限论”，“秋后算帐派”，一时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了流行的口号。

在这种虚假浮夸的气氛中，8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我国农业生产已经过关的错误判断，要求地方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为了达到这一当时的生产能力所无法达到的目标，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各地都兴建土高炉，其简陋程度被人戏称为“一脚踢”高炉，各行各业几千万人投入到大炼钢铁中，人们上山伐木，采矿，运输，土法上马，就地冶炼，实际上炼出来的很多是废铁渣。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带动了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一系列事业的“全民大办”，报刊上出现某乡办了12所大学，某县办了300多所文艺学院等奇闻，这种“全民大办”将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始于1958年初的“大跃进”运动持续了三年，它导致了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损失和浪费，事与愿违，三年经济并没有能够“跃”进，而是大幅度的“跃”退了。粮食产量自1959年起连续下降，1960年的粮食产量经核实只有2970亿斤，比“大跃进”前1957年的3900亿斤下降了26.4%，跌到了1951年2974亿斤的水平。棉花和油料作物产量也跌到了建国时的水平。“大跃进”尽管带来了重工业的高速增长，1960年的重工业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2.31倍，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工业内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在重工业增长的同时，轻工业出现从未有过的下降情况。1960年轻工业产值比1959年减少9%。棉纱产量下降了28.6%，棉布下降了28%。食糖等某些轻工业产品下降了60%。人民生活需要的轻工业产品呈现出奇缺现象。重工业的发展严重挤了农业和轻工业，1960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的比重由43.3%，下降到21.8%，轻工业由31.2%，下降到26.1%，重工业则由25.5%，猛增至52.1%。“大跃进”造成基本建设规模盲目扩大，1958年至1960年基建投资比“一五”计划5年的总和还多81%。投资需求膨胀加重了财政负担，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并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上涨，加上粮食和日用消费品短缺，人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3年“大跃进”，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群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教训是深刻的，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经济发展规律，都要受到既有生产力基础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脱离客观可能，人为地追求高速度发展，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在尊重和顺应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积极作用，任何违背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行为必将遭到其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