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报效祖国

钱三强报效祖国

钱三强（1913—1992），中国绍兴人，原名钱秉穹，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美国有位名叫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著名核物理学家，他因主持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而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殊不知，中国也有一位“原子弹之父”，那就是钱三强。

钱三强于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之子。1929年，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毕业后，进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不久又考上了公费留法研究生。

1937年夏，钱三强来到了声名显赫的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这时，玛丽·居里夫人已经去世，实验室的工作由她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和女婿约里奥·居里主持，他们正在向刚刚发展起来的前沿科学——原子核物理进军。钱三强有幸成为伊莱娜的弟子，他的博士学业被安排在居里研究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同时进行。他勤奋好学，将整个身心都融入到原子世界，于1940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此后，法国遭法西斯德国进攻沦陷，太平洋航线中断，钱三强未能如愿返回祖国，继续在巴黎的两家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并于1944年出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利用优越的科研条件，他与外国科学家合作，在量子力学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他与同班同学何泽慧（后来成为妻子）及两个法国研究生一起，发现原子核在中子的打击下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而且可以分裂为三乃至四（即三分裂、四分裂）。这项研究成果在1947年经约里奥·居里系统公布后，引起巨大的轰动，被认为是二战后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第一个重要成果。由于成就突出，钱三强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院优厚的德巴微物理学奖金，还被提升为该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这在中国留法学者中，也只有钱三强一人获得这样重要的学术职位。

然而，令人羡慕的职位和丰厚的待遇，并不能减轻钱三强对祖国的思念，他执意要回中国施展抱负。1948年4月，钱三强来到导师家中告别。伊莱娜以镭相送，并告诉了相关的保密数据，以备将来之需。面对凝聚着他们半生心血和汗水的如此厚礼，钱三强不禁动容了。

两个月后，钱三强夫妇携刚满半岁的女儿回到祖国，出任清华大学教授，同时负责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调整，曾先后主持中科院计划局和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作。1955年，中共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定后，钱三强担任了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全身心投入到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和统筹工作中。他和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彭恒武等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并提出了发展我国核科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还想方设法吸引海内外人才，仅仅几年时间，就有一大批有学术造诣和奉献精神的核科学技术专家从西方、东欧和国内各大学研究单位来到原子能研究所，使它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的核合作研究并撤走全部专家。次年，毛主席号召中国人民，“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作为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主要组织者，钱三强为了国家的全局利益，甘心忍辱负重，完全放弃了个人在科研上继续有所成就的想法；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调兵遣将”，将最好的科学家放在最重要、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他以敏锐的目光，运筹帷幄，调王淦昌、彭恒武和郭永怀到核武器研究院任副院长兼第二、第四和第三技术委员会主任——他们后来都成为研制“两弹”的带头人；将邓稼先推荐到核武器研究院担任领导工作——我国先后进行的30多次核试验中有一半都是他担任现场指挥的……人员配置妥当后，钱三强便开始了解研制情况，掌握工程进度，组织技术攻关。1964年和1967年，我国原子弹、氢弹先后爆炸成功。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他身后留下的，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巍峨大厦。

妙语点睛

人们之所以称钱三强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因为中国有了钱三强，才有了中国原子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