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文艺观的局限

王安石文艺观的局限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从改革政治的角度出发，他把文学创作看作余事，把文学看成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他反对西昆派文人“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指出当时“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 之序。他论文以适用为主，强调作文的本意在于明道;而所谓道，是指可以施之于实用的经世之学。他把文章的范围归于礼教治政。他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礼教治政就是治教政令。他认为这是文章的主要任务。至于文辞，乃是“刻镂绘画”，不过作为一种容饰和美观，不是作文的本意。他认为古文家过分重视文辞，他批评韩愈、柳宗元“徒语人以其辞”。他也不同意道学家只讲道不讲文;而且王安石所重的“道”，是治教政令，是安危治乱的经术，也不同于道学家讲的心性义理。

王安石的文章主要是一些有关政治和学术的论说文。他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一般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立意超卓，结构严谨，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简炼。不过也有其不足之处，他注重理论说服力，较少注意描摹物象、酝酿气氛。即使象《游褒禅记山》、《伤仲永》这样的游记和短文，作家也不放过大发议论的机会，因此他的文章读起来令人感到枯燥，缺乏感染力。从文学成就上讲，他的诗超过了他的文章。他的诗创作可以罢相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写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咏史的作品，内容充实，政治性较强;但是在艺术上往往直赋其事，缺少形象的措绘，意太直露，韵味不足。罢相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显著变化、大量的写景诗代替了政治诗的位置，创作了较多的描写水光山色的小诗，也更多地注意到诗歌艺术的锤炼，具有观察细致、修辞巧妙、意境清新的特点，被人们称为“王荆公体”。

王安石的诗文创作对巩固北宋古文运动的成果方面起了良好作用。但是，尤其是前期，他对艺术形式的作用估计不足，没有注意到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把文学仅仅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表现了他在艺术观上的局限性。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了，如果过分强调思想性，而忽视艺术性，过分重视实用，而贬抑文学的审美价值，也会给文学带来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