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

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

1974年底，“四人帮”迟群一伙在辽宁朝阳农学院召开“现场会”，极力推行“两个估计”，全面抹杀十七年教育的伟大成绩，把朝阳农学院“经验”作为其政治篡夺的武器。后来，“四人帮”又提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的反革命纲，妄图打倒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就在这种形势下，“四人帮”在朝农的亲信，秉承其旨意，参与并反复修改了他们的办学“方案”，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今天”，“首要任务是斗垮走资派”，因此，“学校的一个新的战斗任务，就是要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作为其学校的培养目标。在这个培养目标之下，他们全面篡改了党的教育方针，根据张春桥“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谬论，提出了“农学院要首先办成政治大学、劳动大学、其次才是农学院”的口号，并说：党委主要是抓政治大学、劳动和专业由各系去抓。使学校出现了“政治要多少就给多少，劳动占多少就是多少，业务剩多少就算多少”的局面。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

首先，朝农把政治学习与业务工作对立起来，认为农学院学农是“纯业务大学”，提出“首先要办成政治大学”的口号。但实际上却是以“四人帮”的政治篡夺为核心。把“有社会主义觉悟”篡改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大吹特吹张铁生，作为其培养目标的样板，曾五次让他到朝农作报告，煽动学生“反上就是大方向”，敢同各级党委“对着干”就是“反潮流”。鼓吹“闹而优则仕”。其次，为了把朝农办成“劳动大学”，他们打着“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口号，任意停课罢课，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甚至不惜把全校师生作为廉价劳动力来使用，竟规定每年搞次大会战，学生不上课，也不搞科研。到1976年前后，这样的纯劳动一年已达到一百二十天，1976年开始，他们又提出要增加到一百八十天。在课题组中，由于没有农业工人，实际上已成为生产队，既削弱了教学，也搞不了科研。最后，朝农要办的“农业大学”，也是有所“创造”的。这就是被他们吹得神乎其神的“课题组”。他们在“生产劳动就是学习”的思想指导下，把“课题组”称为三结合的“新体制”。“新”就新在不是生产、科研、教学三结合，不是以教学为主，而是以生产劳动为主，贯彻的是“以干代学”的思想，实行的是“应付环境”的教学方式，根本不考虑使学生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而即使这样的“教学”，也是一无系统教材，二无教学质量保证，三无时间安排的。农学系1976届学员在校三年共967天，其中专业课教学只有283天，平均每年94天。

“四人帮”一伙利用朝农、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的根本目的，就是篡党夺权，即所谓“斗争的需要。”因为“造就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造反派，能分析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大队党支部，上边的也能分析”，“就是中央也敢反”，这就是他们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的目的。由于朝农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所以朝农的“社来社去”就同江西共大实行过的“社来社去”根本不同，而是“闹而优则仕”的“社来官去”。学生“社来”，在朝农这个篡党夺权的训练所培养一个阶段;“社去”是为了“斗垮走资派”，抢夺那里的党政领导权。有一个被捧为“向全世界抛出的一块石头”、自报当大队书记的朝农式最标准的大学生，回到大队后，经过两次“整风”，就把大队的八名老干部全部撤了职，十三个生产队，就派了十一个青年人去顶替。接着，朝农又派回该公社送来的六名“大学生”，分别夺抢了公社书记、副书记、大队书记和公社五、七中学副主任的权，基本上实现了在一个公社全面篡党夺权的目的，因此，被朝农树为“集体夺权”的典型。

朝农的培养目标，对“文革”后期的高等教育以斗走资派为“专业”的极性化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