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

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

韩非 (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 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传统，在自然观、认识论等方面把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新的高度。同时，他所积极倡导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非，韩国 (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市)人。出身贵族世家，是韩国的公子，和后来作了秦相的李斯同是荀况的学生。韩非生来口吃，不善于言辞，但文章写得很好，连李斯也承认自己比不上他。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的韩国在强秦的威胁下面临亡国的危机，青年时代的韩非，目睹韩国的削弱，为了救亡图存，多次上书韩王，希望能励精图治，变法图存，但没有被接受。只好退而著书立说来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纵观天下形势利害，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总结了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和愤懑化作流传千古的辉煌篇章。他的代表作有《五蠹》、《孤愤》、《说难》、《内储说》、《外储说》、《解老》、《喻老》等，韩非的著作收在《韩非子》一书中，共55篇约10万言。

韩非积极坚决地倡导变法，在韩国宣传法家学说时，他的前辈堂溪公曾劝他小心保全自己，并用吴起、商鞅因变法而惨遭杀身之祸的例子警告他。韩非表示，他之所以要变法，是为了利国利民，决不会为了个人安危得失而有所避趋，拒绝了堂溪公的劝告。他的主张虽然未被韩王所采用，却深得秦王赢政的赏识。秦王政读了韩非《说难》、《孤愤》等文章，竟感叹说： “我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并同他在一起，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于是秦王加紧进攻韩国，韩王急得没有办法，只得让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国后，秦王十分高兴，但并未马上信用他。当时韩非怀着一颗救国之心，一到秦国，就上书秦王，竭力主张保存韩国，但此举遭到了李斯的反对。李斯、姚贾又深知秦王欣赏韩非，惟恐重用韩非而疏远自己，就设法要除掉他。他们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公子，只会向着韩国而不会向着秦国，这是人之常情，留下韩非终是后患，不如以犯法为由杀了他。秦王认为有道理，就把韩非下狱治罪。李斯连夜派人把毒药送给韩非叫他自杀，韩非想面见秦王申诉而终未如愿，只好饮恨自尽。等到后来秦王反悔，派人去赦免韩非，韩非早已死在狱中了。一个专门研究统治阶级统治术的大思想家就这样死在秦国，成了当时秦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韩非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批判继承了先秦各家的学术成果，汇成了自己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思想。他的思想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思想渊源十分丰富。但他的思想主要源于道、法两家。在哲学宇宙观和方法论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老聃的道家思想和儒家的荀况学派，政治思想方面主要受前期法家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韩非的思想源于各家，又不同于各家。他否认天有意志，认为无论自然界和社会，都没有什么神秘力量。他把宇宙发展客观规律称为“道”，又把各种具体事物的客观规律称为 “理”，主张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他又认为 “道” 和 “理”都处在不断变化中，用这种发展哲学观来观察历史，看到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竞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历史变化，形成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论，将这一观点落实到政治领域中，就形成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的变法论。

韩非肯定了人的认识能力，认为聪明智慧是人的自然认识机能，进行思考是人的认识活动。他提出了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参验”方法，即必须考察思想、言论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才能判定其是非; 只有将各种言论加以比较，才能区别它们的正误。他十分强调认识必须以实际功用为目的。他第一次使用了“矛盾”这个概念，同老子一样，认识到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两方相反相成。他还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事物转化的条件性，如祸福的转化，是由客观条件的变化引起的，这是对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改造和发展。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早期法家中，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他对上述三个派别的思想加以融会贯通并予以发展，又吸取了道、儒、墨多家思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的法治思想。这是韩非思想的主体。韩非的法治学说，是一种纯粹的君主独裁理论，即古人所说的“帝王之说”。主要研究君主如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运用种种手段达到巩固统治、富国强兵的目的。韩非学说的要点是法、术、势兼治的专制论。他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君主专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法是正式向老百姓公布的成文法，官吏根据这些条例来统治人民，而术则是最高统治者暗藏在心中的权术，是驾驶臣民的手段。法是公开的，家喻户晓的，是除了国君外，无论贵贱都必须遵守的，而术则是深藏不露、秘不示人的。法治主要是统治人民，术治侧重于驾驭群臣。韩非法治思想的要义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他认为，统治者应当牢牢地掌握赏罚“二柄”，坚决彻底地实行赏罚，做到“赏而信，刑重而必”，“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术治则完全是站在极端君权主义的立场上，主张为维护君主的至尊地位，可以不讲任何政治道德，不择任何手段。韩非的“帝王之术”历来被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中国的大多数封建帝王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统治术。

韩非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思想的实际社会政治效应，再没有超过韩非的。他一生的业绩，也集中体现在他顺应历史潮流，综合百家学说，创立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这套政治理论，作为封建专制独裁的理论基础，一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