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的“伤痕”

“伤痕”文学的“伤痕”

“伤痕”文学是文革后第一个引起广泛影响的文学浪潮。

粉碎“四人帮”之后，整个民族从十年动乱的窒息下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在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的文学却没有真正反映这种已经开始了的崭新生活。直到1977年底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这种停滞的局面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这篇小说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震撼人心的呼声，写出了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社会问题，有力地带动了短篇创作的发展。此后，在“四人帮”统治下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众多悲惨故事以及它留给人们心中的伤痕，一时成了许多作家共同描写的中心，象《伤痕》、《醒来吧弟弟》、《我该怎么办》、《枫》、《爱情的位置》等都以饱蘸血泪的笔触，委屈饮恨地描写了国家和整个民族的痛苦，“伤痕”文学一时间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可就在这风行一时的文学的身上，却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伤痕”。

首先，“伤痕”文学只是把揭批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和残存的一切罪恶简单地归于“四人帮”。有些作品虽然触及到现实问题，揭示了“四人帮”造成的血和泪，但还没有挖掘出血泪背后的本质和根源。若只限于控诉，就会产生从概念出发的图解作品。

其次，“伤痕”文学还不太重视结构，分节过多，或者只选择比较轻便的道路，运用章回体的手法，顺着故事内容逐渐写去，对于故事情节既没有严格的剪裁，也没有精心的安排，总之，处理得还不够缜密，出现了死板松散、不精炼紧凑的现象。比如《班主任》，就是单纯以张俊石的活动为线索，分段也比较多。

另外，分段一多，每段文字又较少，生活场面受到限制，形象描写也便不易展开，这样叙述和议论就自然增多。如《班主任》在说明谢慧敏对《牛虻》错误认识的社会根源、宋宝琦不是笼统的资产阶级思想时，作者就发了大段大段的议论。又如《爱情的位置》开头描写很细致、生动，不料第三段又是整段的议论。这些议论，就是删去对小说也无损害。作者议论的目的是想把问题说穿，让读者更加明白。其实，大凡这种地方不说穿比说穿更好，因为“隐藏着的意义，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鲁迅语)。

文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宣传工具和社会意识，只有深入到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挖掘出“四人帮”之所以为害，流毒之所以难除的社会根源，为新时期的伟大建设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才能尽到揭批“四人帮”的神圣使命。只靠控诉痛苦、挥洒血泪和抒发大段的议论，是不能把文学引向一个辉煌未来的。后来，“伤痕”文学被其他文学潮流所代替，就不无这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