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轼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栖迟那可追。
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暇窥园葵。
朅来东游慕人爵，弃去旧学从儿嬉。
狂谋谬算百不遂，惟有霜鬓来如期。
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
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
与君未可较得失，临别惟有长嗟咨。
这是一首慷慨悲凉的送别诗。苏轼少时就“奋厉有当世志”，“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墓志铭》)。他积极关心当时社会的情况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努力考察“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上韩太尉书》)，希望能继承范仲淹、欧阳修的事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自嘉佑六年应仁宗直言极谏策问而步入仕途以后，苏轼在政治上却屡受挫折，升沉不定，几经出入朝廷。此时，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运动正在展开，苏轼由于上书反对，受到打击，遂放外任。本诗即在外放地所作。远大的济世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人生之间的巨大矛盾使苏轼产生了满腹的悲愤和牢骚，于是便借送别失解西归的安惇之机倾泻了出来。安惇，字处厚，广安军人，怀才不遇，屡困场屋。苏轼于其失解之时赋作此诗为之送别，并借此抒发了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情。
诗歌开头四句为宽慰安惇之语。“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劝其多读“旧书”，熟读深思之后自然能明白许多有关人生进退的道理。这里化用了三国董遇之语。据《三国志·魏志注》载：人有从董遇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回，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人们是不难从旧书中找到有关现实人生的借鉴的。历史上有多少人物虽命运乖蹇、历尽坎坷，但不屈不挠，终成大事。因此，今日的失解虽然已经无可追悔、无可补救了，但是只要坚韧不拔，锐意进取，他年功成名就仍然是有可能、有希望的。这是苏轼对安惇的宽慰，意在勉励遭受失解打击的安惇振作起来，再谋进步，而不要一蹶不振、自暴自弃。这种宽慰既切合了特定的对象和特定的情景，同时又流露出了作者本人在命运的无情播弄中的旷达洒脱之情。开头两句从上下文的关系上来看，是有特定的所指的;“子自知”实际上具有领起下一联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从该文境中剥离开来，可以发现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哲理意义的。即读书时不能搜艳猎奇、无所用心，而须一边阅读一边思索;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对其内容的理解。然后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再反复地阅读、反复地思索，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样，在多次的重复阅读和重复思索之后，就会深刻地领悟到书的内涵，便对这种内涵作出自己的补充、发挥和创造。苏轼在这两句诗中所昭示的读书方法，对于我们的学习和研究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身处逆境中的作者虽然发出了“他年名宦恐不免”的旷达豪迈之语，但是他自然不会忘记自己“今日栖迟”的窘境。理想与现实的悬隔压迫着他、折磨着他，使他产生了沉深的苦闷与巨大的心灵创痛。这种巨大的痛苦促使他改变了送别不遇之人诗歌的通常写法，而将抒写重心转向了自己;他不再故作豪爽，故作潇洒，而是将自己辛酸的血泪如数地抛洒出来。于是诗歌转入对其坎坷遭遇的倾诉之中，向安惇秀才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式的心灵歌哭。“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暇窥园葵”是说自己在家居出仕之前断绝了与他人的来往，聚精会神，闭门著书。“不暇窥园葵”用董仲舒之事，借指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汉书》云：“董仲舒，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盖三年不窥园。”苏轼闭门谢客、发愤著书，本为研求学理，以期学有所成;但是，为了实现其济世的宏愿，他毅然抛弃旧学，离家东游，以求仕进，哪知从此却陷入“从儿嬉”的尴尬境地。“从儿嬉”一语是苏轼对这个庸俗的社会和这群庸俗的世人的抨击和控诉，其中蕴含了这位具有旷世奇才的大诗人的多少辛酸、多少泪水!在这个儿嬉般的社会环境里，作者高超的志向、远大的理想既无从施展，也无从实现，它们都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个虚幻的泡影而迅速地破灭了。理想没有预期实现，而两鬓的白霜却如期降临了。“狂谋谬算百不遂，惟有霜鬓来如期”一联用鲜明的对比展示了理想未遂、年岁已老的人生悲哀，这是英雄暮年的叹息，虽悲却壮，虽哀亦雄。苏轼出仕以后的岁月，都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岁月无情催人老，他深感这种严峻的政治斗争空耗了自己的青春、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不由得萌生了归家的念头：“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他从自己两鬓飞霜中看到了岁月流逝的迅疾，于是便想到当年自己在故乡的山头上亲手栽种的松柏现在已经长得很粗大了吧。”松柏拱矣”用秦穆公之语。《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中载，秦穆公使孟明等伐郑，蹇叔哭之。公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时间飞逝树木已拱，而自己却不知何时才能归家。这里作者深深流露出了因理想破灭所造成的失落感和由政治斗争所带来的疲惫感。也许只有故乡的一切才能抚慰他那心灵的创痛，所以他才对故乡充满了一往情深的向往和依恋。这种向往和依恋恰恰也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充满倾轧的黑暗官场的厌恶和憎恨、对自我济世理想的怀疑与迷惑。在这样复杂的情结中，他终于发出了“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的沉痛的忏悔和呼告。这两句化用沈攸之语“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谈书”(《南史》)，表达了作者对命运的无奈和浪费“十年”生命的悔恨：要是早知万事皆有命，那我就不会在外徒劳奔波而会在家闭门读书了。但是作者悔悟已晚，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无法补救了——这是何等惨烈的人生悲剧啊!
这一层起于“著书”，终于“读书”，是将著书读书与求爵仕进比照着来写的。显然，它们不单是两种行为方式，而且也代表了两种人生态度。作者用现身说法的手段通过对自己坎坷际遇的回顾确证了仕进人生的虚枉和淡泊人生的价值。这里固然有与安惇秀才之间的痛苦的心灵感应，但也因此起到了劝慰的作用：求功求名过于虚幻，读书著书其乐无穷，失解西归何愁之有?读书著书不仅是求知、创造的方法，同时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在无道如儿嬉的社会中，如何坚守节操、实现自我的价值，苏轼以其血泪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人生体验，无疑是会给人们以人生观方面的哲理启示的。
诗歌第二层打破送别诗的通常写法，侧重抒写了作者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最后，作者又以“与君未可较得失，临别惟有长嗟咨”两句从形式上回到了“送别”话题中。虽然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苏轼在情感上是倾向于淡泊明志的佛老人生观的，但是在理性上他又是一直服膺儒家的入世学说的。这种人生观方面的矛盾在上文中已有表现，一方面他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情绪豪迈地相信“他年名宦恐不免”，另一方面，他又情绪痛苦地悲愤“十年浪走宁非痴”。这种矛盾是苏轼杂揉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结果，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作者的思想深处。这就使他无从比较起以书为业的淡泊人生和汲汲干进的仕途人生的得失，因而在与失意之人临别之际，他只能发出充满怅惘、困惑和迷茫的长长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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