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杜甫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这是杜甫诗集中最早的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投赠诗。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杜甫从洛阳来到长安，参加翌年举行的一次“制举”考试。这次考试于第二年正月举行。主持这次考试的就是当时的奸相李林甫。李林甫为了排挤贤才，堵塞言路，就故意玩弄花招，让全部考生落第，却上表玄宗谎称“野无遗贤”。杜甫在参加考试前，情绪高涨，踌躇满志，以为因此即可身登“高津”，一张宏愿;却不料事与愿违，高扬的理想于顷刻间即成泡影。他旅食京华，经济日趋拮据，生活也日益贫困。为了改变这种处境，他首先向尚书左丞韦济请求汲引。韦济是名宦家庭出身的一位官僚，早岁即以辞翰闻名。他赏识杜甫的才学和志向，在任河南尹期间，曾几次到陆浑庄去访问杜甫。公元748年，韦济调任尚书左丞到了长安。在这首诗中，杜甫怀着无限愤慨的心情向自己的尊长倾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悲愤心情。这里节选的是该诗的前半部分，侧重诉说了自己卓著的才华和远大的抱负。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两句劈头喝起，满腹牢骚一腔悲愤信口冲出，这是对长安两年辛酸遭遇的深切体会，也是向统治者发出的不平之鸣。无德无能的纨袴子弟，青云直上，志得意满;而满腹经纶的正直儒生却沦落下层，无从施展抱负，以致耽误了自身。这是一个多么不公正的世道!这两句以鲜明的对比为全诗奠定了一个愤激悲凉的感情基调，从而使诗人对自我才能和抱负的叙说也满蕴了悲苦凄凉之气。就在这样郁结的情调氛围中，诗人向识才、重才的尊长韦济畅抒自己的情怀了。“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是说自己在少年时代就才华横溢，参加过洛阳的进士考试。《草堂诗笺》云： “甫于开元二十五年(应为二十三年——笔者)尝预京兆荐贡。”“观国宾”出自《易·观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里指早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所以自称是“观国之光”的王宾。该联中的“少年”和“早”这两个表时间的语词突出了自己的早慧、早熟，说明自己的成才不是所谓的“大器晚成”者，而是一个早成的“少年英雄”。以下诸联皆围绕这一特点展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说那时他读的诗书已经多有万卷，下笔为文时如有神助。“破”，犹尽;“破万卷”，犹言尽万卷。这两句本意是从读书、为文两个方面并列地突出自己的少年才调，但是在长期的传诵中它们却产生了转生性的哲理义。这种哲理来自于人们对读书与为文的辩证关系的领悟和体会。接受者们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将这两个本为并列关系的诗句作了饶有意味的联想和创造，使之变成了因果条件关系。这种有意的生发和转换，使诗人本无意在此表现哲理的诗句具有了哲理意味：即只有读尽万卷诗书，才能使自己下笔之际如有神异;反言之，要使自己妙笔生花，就必须博览群书，亦即薄发亦须广积。当然，它还能给我们读书作文关系之外的更具普遍性的有关原因和结果范畴方面的启发，即人们要成就一件事业，必须注意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要获得一定的果，必须积累相应的因。这种转生性的哲理义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无疑是具有广泛的启迪作用的。
接着，诗人紧扣“下笔如有神”句对自己为文的才能作了进一步的铺张和叙写。“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意谓他的辞赋可与扬雄匹敌，他的诗篇则与曹植相近。扬雄，为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曹植是三国时有名的诗人。杜甫认为自己的文章可与历史上已有定评的大作家相媲美，这充分表现了他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也是对“下笔如有神”的形象的说明和阐发。“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两句以当时名人的反应再次印证了自己的无伦才调，而在手法上则明显地借用了汉乐府《陌上桑》所采用的侧面描写的手法。这种写法的最大优点是实中有虚，发人想象。你看，北海太守、著名书法家李邕请求与他见面，著名诗人、《凉州词》的作者王翰愿意与他作邻，这不正从侧面映衬了诗人卓越的才华吗?以上为诗人“具陈”的第一层，通过扬雄、曹植的相比，通过李邕、王翰的赏识，突出了自己少年即具的非凡才能。这种才能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而是借文学显示了自己才华出众、令人瞩目。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是说自己在同辈之中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他一入帝京便想占据要职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前一句是对自己才能的承接和总结，由于有上文的铺陈细说，所以它显得自信而不自负;而后一句则很自然地过渡到了对自己理想的揭示之中。“要路津”借指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古诗十九首》中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句。但诗人“立登要路津”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权力欲而尸餐素位、无所用心，而是要藉此来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意即辅弼君主，使他的政绩超越在尧舜之上，使江河日下人心不古的风俗返朴归淳。诗人既有“挺出”的才能，又有济世的理想，本应如鲲鹏展翅，有一番大的作为。但是，在奸人当道的世界上，这竟成了诗人的一厢情愿——“此意竟萧条”。因此，联系全篇来看，在这一部分中诗人对自己才能、抱负的诉说与铺叙，是满蕴着牢骚和愤激的。诗人的才能越是高超，抱负越是远大，就越显得落拓、凄凉和悲苦。诗歌的这种悲苦情调是诗人固守长安凄楚境遇的凝聚，其本身也是对统治者压抑人才的揭露和控诉!
这首诗歌在艺术传达上的最大特色是坦白、真率。现实境遇的难堪、不幸与诗人才能、抱负的高超、远大之间的巨大悬隔和反差，使他产生了无限的辛酸、凄苦、悲凉与愤激。这种复杂的情结在这首投赠尊长的诗歌中坦荡无隐地表达了出来。这里没有矫揉造作的自谦和客套，也没有欲说还休的遮掩和顾虑，而是心中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诗中“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自谓”等提示性的语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仿佛作者就在与韦济相对而坐，侃侃而谈，一抒胸中块垒：这里有经纶满腹的自信与自怜、有怀才不遇的怨愤与牢骚、有壮志未酬的焦虑与凄凉……明代王嗣奭说它“直抒胸臆，如写尺牍”(《杜臆》)，确实是精当之论。相信大家读完全诗，会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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