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首诗在苏轼集中或载或不载，清代纪昀认为“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诗本无定体，以体格衡诗，未免拘于形式。“随手写四句”，只要有新意，亦是好诗;不然，“捻断数茎须”，也难得佳句。陈迩冬亦赏此诗，批评纪昀“所见甚陋”。诗前有序，陈氏疑非“序本诗之文”，窃有同感，现姑录存备考： “武昌主簿吴君亮采，携其友人沈君十二琴之说，与高斋先生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颂以示予。予不识沈君，而读其书如见其人，如闻十二琴之声。予昔从高斋先生游，尝见其宝一琴，无铭无识，不知其何代物也。请以告二子，使从先生求观之。此十二琴者，待其琴而后和。元丰五年(1082)六月。”
全诗四句，由两个设问、两个反问所组成，作者似要推究美妙的琴声从何而来。“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这是就客观之物的琴而言。“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是就弹拨而生琴声的主体而发。两个假设均被后面的反诘所推翻，前一联的否定又成为后一新假设的前提。两个前提相续相生，又相继被破，表面看来，琴声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然而经过否定之否定，肯定也隐然存乎其中。可以这样理解：琴声是琴的客体与弹奏者主体相待相生的产物。依赖于琴这能发声的乐器，再加上高超的弹奏技巧，美妙的琴声于是产生。琴和指法，两者都有所“待”，缺一不可。
在五十年代的美学问题讨论中，朱光潜先生曾以此诗来论证他的美学观点。他认为美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客观的统一。这样的引伸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因为这首诗的旨趣在于破除偏执之见，而取一种扣其两端的态度，于是自然会启发读者去领悟主客观对立统一的哲理。
这首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些类似佛教的偈语，它并不描摹物态，亦不抒发情愫，而纯以理语发人妙悟，以理趣引人深思。苏轼喜欢佛理，《楞严经》有云： “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此诗在构思上可能受其启迪。佛教的缘起理论，认为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生起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或条件，离开了关系或条件，就没有任何事物的生灭变化，“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苏轼此诗亦洋溢着这种玄虚的理趣，尽管其基础是唯心的，却有辩证的意味;尽管不无绝对相对论的色彩，却具有某种圆悟启智的作用。
换一角度，我们还可以对此诗做这样的解会： “妙音”固然依恃“妙指”而发，若无心灵的“妙悟”，则无所运其“妙指”，亦无从产生“妙音”矣。东晋诗人陶渊明常抚无弦琴以自娱，正因为心中有美妙的音乐，人虽不闻其声，而怡然自得其乐。从这一意义上说，“妙音”既非出于琴，亦非发于指，而是存于心。这也许是本诗的另一层意蕴吧。
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 (纪昀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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