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薇歌》情诗三百首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采薇

作者: 蓝开祥 【本书体例】

【原文】:

登彼西山兮(1),采其薇矣(2)。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3)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4)?吁嗟徂兮(5),命之衰矣(6)

【鉴赏】:

这首逸诗产生在周武王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消灭殷纣王,从而建立了西周王朝之时。作者是标榜“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史记·伯夷列传》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遂饿死于首阳山。”

关于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之事,除《史记》外,《庄子·让王》、《吕氏春秋·介立》、《列士传》等亦有记述。虽然事件的原委大体相同,但仍可互为补充。据《庄子·让王》说,伯夷、叔齐从遥远的孤竹国来到了岐阳,周武王派叔旦(周公旦)去迎接他们,答应给他们“加富二等,就官一列”,使他们转而为西周王朝效力。而他们却表示说:“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要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伯夷、叔齐便“北至于首阳之山”采薇而食,饿死在这里。伯夷、叔齐这段话表述的政治观点,正好与《采薇歌》的中心思想一致。

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义不食周粟”,到底应作何评价呢?这就是探讨这首诗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在旧时代,伯夷、叔齐所标榜的“义不食周粟”的精神,曾博得了不少思想家、政治家们的赞扬。春秋后期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曾颂扬道:“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又有一次,孔子与子贡谈论伯夷、叔齐的为人。子贡问伯夷、叔齐属于哪类人,孔子说他们是“古之贤人”。子贡又问这两个人有无怨恨,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战国中期的又一儒家大师孟子亦赞扬说:“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忍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

到了唐朝的韩愈,他更专门写了《伯夷颂》一文,赞扬备至。他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明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又说:“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重新审视前人这些评论,由于他们受时代、阶级和认识水平所限,其不当之处也是很显然的。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暴力,而是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主张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就周武王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殷纣王的统治来说,那是由于人民不堪忍受殷纣王的暴虐统治,他们才奋起反抗的。据《史记》中的《殷本纪》和《周本纪》记载,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好为“长夜之饮”,荒淫至极。“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他醢鬼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不惜用残暴手段残杀忠良。到周武王出动军队在商郊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宣誓要消灭殷纣王时,纣王“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从“百姓怨望”、“纣师皆倒兵以战”等事实可看出周武王使用暴力伐殷,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大得民心,当然是正义的行动。伯夷、叔齐在《采薇歌》中不遗余力地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固然是错的,而韩愈对此大加颂扬,我们也是不能苟同的。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面临全国解放之时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这首诗产生在《诗经》时代,但它却没有收进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以称它为逸诗。它最早见于《史记·伯夷列传》,而由清人沈德潜编入《古诗源》一书中。由于作者伯夷、叔齐是殷遗民,他们从上层社会流落到了民间,自然会受到民风的影响,因之《采薇歌》亦具有与《诗经·国风》相似的民歌色彩。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采薇歌》作为一首抒情诗,抒发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之志还是真实的,并没有虚假的地方,当然对此我们应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再就是,这首诗看来是可以歌唱的。它的用韵已趋于规范化。全诗可分前后两章,每章四句。在八句诗中,四言三句,五言四句,八言一句,句式长短不齐,属早期的杂言诗。通篇使用了富韵。第一、二章除用了“矣”字脚押韵外,“矣”字前又用了“薇”、“非”、“归”、“衰”四个字押微部韵。读起来,倒也铿锵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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