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税”与“考课”的戏剧性描绘——说白居易《杜陵叟》》原文|注释|赏析

《“免税”与“考课”的戏剧性描绘——说白居易《杜陵叟》》原文|注释|赏析|汇评

伤农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牓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租税，这是封建地主政权剥削人民的主要手段。白居易从“补察时政”、“救济人病”的角度所写的“讽谕诗”中，有好些篇涉及租税问题。《昆明春》的结尾说：“吴兴山中罢榷茗，鄱阳坑里休税银，天涯地角无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在一千数百年以前的封建社会里竟敢提出对全国人民免收租税的主张，其进步性是不容低估的。然而实际上，统治者在农民遭受严重天灾的情况下仍要横征暴敛，何况平时?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春夏大旱，长安一带发生饥荒。京兆尹李实不但不设法救济，反而向皇帝报喜，说什么“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照样勒索租税，逼得人民贱卖田产。有个叫成辅端的艺人编唱民歌来反映人民的苦难，其中一首是：“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大怒，竟将这位艺人活活打死。做监察御史的韩愈上疏请求缓征租税、罢除“宫市”，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这时候，白居易正在长安做校书郎，写了那首揭露“宫市”罪恶的《卖炭翁》。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第二年春天，长安周围(所谓“京畿”)和江南广大地区，都遭受了严重旱灾。这期间，白居易新任左拾遗，他并没有因为成辅端的被打杀和韩愈的被贬谪而畏葸不前，而是以一个言官的身份，上疏陈述民间疾苦，请求“减免租税”，“以实惠及人”。唐宪宗总算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请，还下了罪己诏;但实际上不过是搞了个笼络人心的骗局。为此，白居易写了两首诗，就是《秦中吟》中的《轻肥》和《新乐府》中的这首《杜陵叟》。

《轻肥》和《杜陵叟》写的是同一旱灾，但表现方法不同。前者在“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前景上勾出了一幅“大夫”、“将军”们酒池肉林的欢宴图。后者则在禾穗青干，麦苗黄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下展现出两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一个是，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灾民们“典桑卖地纳官租”;接着的一个是，在“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里胥”才慢慢腾腾地来到乡村，宣布“免税”的“德音”，让灾民们感谢皇帝的恩德。

诗人说他的这首诗是“伤农夫之困”的。“杜陵叟”这个典型所概括的，当然不止是“杜陵”一地的“农夫之困”，而是所有农民的共同遭遇。由于诗人对“农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当写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的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用“杜陵叟”的口气，痛斥了那些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不顾农民死活的“长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敢于如此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他的勇气。而他塑造的这个“我”的形象，在中唐及其以前的诗歌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它因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反抗精神而闪耀着永不熄灭的艺术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正面写“长吏”，只用了两句诗，但由于先用灾情的严重作铺垫，后用“我”的控拆作补充，中间又揭露了最本质的东西，所以着墨不多而形象凸现，具有高度的典型性。“明知”农民遭灾，却硬是“不申破”，甚至美化现实以博取皇帝的欢心，这不是很有典型性吗?“明知”夏秋颗粒未收，农民已在死亡线上挣扎，却硬是“急敛暴征求考课”，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质的东西吗?

从表面上看，诗人鞭挞了“长吏”和“里胥”，却歌颂了皇帝。然而把全诗作为有机的整体来考查，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长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课”;对于“里胥”的刻画，着重于“方到门”：显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课”者，考核官吏的政绩也。既然“长吏”们“急敛暴征”是为了追求在“考课”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那么“考课”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方”者，才也。“里胥”有多大的权力，竟敢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方到门”来宣布“免税”的“德音”，难道会没有人支持吗?事情很清楚，“帝心恻隐”是假，用“考课”的办法鼓励各级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诗人怀着“伤农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过典型性很强的艺术形象暴露了这一实质，是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当灾荒严重的时候，由皇帝下诏免除租税，由地方官加紧勒索，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乃是历代统治者惯演的双簧戏。苏轼在《应诏言四事状》里指出“四方皆有‘黄纸放而白纸催’之语”(在唐代，皇帝的诏书分两类：重要的用白麻纸写，叫“白麻”;一般的用黄麻纸写，叫“黄麻”。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后，范成大在《后催租行》里所写的“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朱继芳在《农桑》里所写的“淡黄竹纸说蠲逋，白纸仍科不稼租”，就都是这种双簧戏。而白居易，则是最早、最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双簧戏的现实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