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研究《大写的“我”》

毛泽东诗词研究《大写的“我”》

诗言志。毛泽东的作品，写景、咏物、抒情、喻理，都为言志。都是极力烘托一个主人公形象，都始终跳荡着一个火辣辣、威逼逼的字眼，那就是“我”。这是个大写的“人”。



1.这个“我”，有非凡的社会抱负。



抱负即理想。毛泽东的抱负，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越来越远大，越来越崇高，也越来越具有群体性的内涵。由“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霹雳一声暴动”到“分田分地真忙”，再到“何时缚住苍龙”;从“敢教日月换新天”，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从“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正是以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来激励自己的，对理想的执著，常常转化为不可遏止的诗情。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他的晚年，由于在寻求实现其理想的途径方式上陷入了迷误，或者空想，大大脱离中国的实际，因而，有的诗句，虽也可读，但与现实生活则不甚协调。如“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2.这个“我”，有非凡的英雄气质。



初到陕北，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打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胜仗。消息传来，毛泽东欣然命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赞颂彭德怀是能“运筹帷幄”的战略家，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战术家，是“与士兵同滋味而共甘苦”的良将，从其诗词中，更鲜明地看到一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雄才大略、指挥若定、危艰时表现出轻松、豁达、潇洒自如、充满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诗人领袖的形象，看到一位既善统兵，又善用将的统帅形象。“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雄师过大江”，表现他是千军万马的统帅和战无不胜的军事家。“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更显出他在“沧海横流”的国际阶级斗争中的“英雄本色”!他既领导了新中国的创建，又领导了新中国的建设。他懂政治，懂军事，懂文、史、哲等等，而且都达到很高造诣。这便是独特的领袖魅力和气质。这些都高度地浓缩到、反映到毛泽东的人格理想和诗文意气当中，即文武兼备。一方面，当他读到历史上战功赫赫的名将事迹时，赞美之辞，径直倾下：“(韦睿)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曹)景宗亦豪杰哉”!“再读此传(陈庆之传)，为之神往”，“臧质豪杰之士”等等。有时候，毛泽东还禁不住读史赋诗：“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另一方面，他又对《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刘渊评价汉初将相“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的话印象很深。1973年同军队领导谈话时，他曾借此来劝一位在他看来厚重少文的一代名将“以后搞点文学”。这位将军逝世的那一天，已病得无力站起，说话也很艰难，但仍要求家人把他抬进车内上山驱猎。当汽车颠簸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奇迹般地击节诵出“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随后头依车窗，只剩颤抖的呼吸声。豪壮人写豪壮诗，豪壮诗激励豪壮人!



3.这个“我”，有非凡的生命意识。



时间，作为宇宙的一种存在形式，作为人的生命的延续现象，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无差别的。但每个人对时间的经历、体验、把握和评价，却是千差万别，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他的人生态度、世界观和生存风貌。

古代文人在面向时间的时候，时常觉得它与人的生命运动方向正好相反，与自己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于是常常反顾，惋惜日子过得太快，感到主体与时间处于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这里有“以有涯随无涯”(庄子)的感叹;有“悲晨曦之易夕”(陶渊明)的哀伤;即使像苏东坡这样的乐观放达之士，也禁不住冒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念头;还有那开盛唐诗风的陈子昂，当他把自己的历史责任感融入时空意识的时候，所见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空旷，所感是“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伤情。

毛泽东较少抽象地谈论时间，但在青年时代却表达过彻底的现实主义时间观念：“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如果说，这种立足现在、超越古今的时间观，只是抽象地展示出青年毛泽东“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的自信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励的话，那么，在他成为一位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后，他对时间的看法，对纵向历史的唱叹，则蕴含了充实的社会理性，传达出一个新时代的行进步伐。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与时间的运行取一致的态度，觉得自己的生命，包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都是与时间同步前进，同步发展的，代表着历史本来的方向。因此，他没有伤时心态，而是坚毅、牢实地把握现在——“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容、自信地面向未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时间观中最突出、最富个性的特征，是不断超越光阴流逝的进取精神和打破时间限阈的奔突状态。“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这种对时间不要分的态度，赢得了青春不老的生命形式：“踏遍青山人未老。”对没有新的世界观支撑和为传统文人骚客描述追念的过去，毛泽东是那样的不屑一顾。从蛮荒原始社会到青铜文明的几十万年的时间，在他看来，无非是“只几个石头磨过”的“小儿时节”，渊源漫长的封建社会也“不过几千寒热”，留下的只是“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他提醒人们“还看今朝”，他欣喜地报告：“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对于他亲身经历和带领创造的现代革命历史，也偶尔反顾，看到它们像河水一样流逝。但绝不留恋，而是像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一样感到，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流动的河流，后水已不是前水，人们不能在同一河流里插两次足。因此，毛泽东展露的，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的轻快和喜悦。不过，他弹指挥去的，只是抽象的时间外壳，而不是它的沉甸甸的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内容。他描述如烟往事，断无追愧和空落。或“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或“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或“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充实、激昂、振奋。一种精神，连接了他的昨天和今天。于是，轻轻一笔“一唱雄鸡天下白”便荡开了昨天，又轻轻一笔“旧貌换新颜”画出了今天。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这种生命意识和时间观念，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赋予他漫天挥洒的朝气和无限的创造力，作出“早行人”和探索者的卓识远见。缚住苍龙之后，成功的经验把他的自信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在他看来，历史运行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小脚女人”的步伐必然要被这个速度远远抛在后面。他试图站在时间运行的前面，开始按自己的意志来安排它的规律。他嫌时间过得太慢，“一万年太久”;当他眼盯着那旷古未有的崇高目的地的时候，他提醒人们“多少事，从来急”。太急的时间意识，过于紧迫的生命感，把毛泽东引向了晚年的困惑。



4.这个“我”有极度的空间张力。



诗人毛泽东为什么有如此自信、放达的生命意识和时间观念?因为他把自己奋斗的一生融进了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并在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重铸了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他劝人们“莫叹韶华容易逝”，特别自信地宣称“卅年仍到赫曦台”。

请看毛泽东青年时代在一本书旁边留下的批注文字：



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由此义而引伸之可得一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乃可成立，岂非别开生面之世界邪?



轻慢纵向时间，超越古今生死，恰是对永恒的执著，对横向空间的拓展，对天地自然的亲近和拥抱，对建造别开生面的新宇宙的自信和追求。似乎只有那博大无垠的空间，才能容得下毛泽东兴寄旷远的恢宏胸臆，反过来，也使毛泽东获得凌空透散的人格魅力。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受到毛泽东接见后，有一个形象的描绘：“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崇尚空间、含纳自然的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游历。

就像恬淡隐逸的陶渊明爱菊，仙风道骨的李白爱酒，孤高傲世的林和靖爱梅，慷慨悲歌的辛弃疾爱剑一样，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伟大革命家和天才诗人毛泽东，酷好游历，钟爱山川，不只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一年龄阶段的特有现象，而几乎是他一生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是其个性气质的自然需要，是其人生态度和充满诗意的文化性格的表达方式。

毛泽东是从井冈山一步步走进紫禁城的，征战的岁月为满足他的游历嗜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他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共和国以后，仍然念念不忘“重上井冈山”。他每年相当一部分时间都要外出巡视、游历，即使在晚年也是这样。

对政治家来说，特别是像毛泽东这位始终充满想像力和创造力的伟大的革命政治家，游历所养所发之“气”，当然不限于文学创作上的意义。他那豪放的人格，坚毅的意志，开阔的思路，奇异的想象，以及不知疲倦的精力，很自然地通过游历的方式得到满足，游历又反过来深化和强固他上述那些品格气质。“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挥手从兹去”，“我自欲为江海客”，这些不再是读书人一般的豪言壮语和漂亮文辞，它们是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立志浪迹四宇，不贪恋安逸的心境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凝聚着意志成果和审美愉悦的思想表述和自我志向及其实现方式。

但是，作为诗人毛泽东，“江海客”的四处奔劳的生活，游历者的所养所益之气，无疑使他获得了无限诗情和灵感。革命家的人格和文学家的气质，在这一状态中获得了高度的融合。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些绝非偶然的事实巧合：为什么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期，是1927年到1936年到达陕北前这段在丛山峻岭、跨江越河中游移转战的最为艰苦的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共收作品50首，其中有20首是这十年写的。为什么毛泽东的代表作品，大多与自然山川、名胜古迹有关——《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而且50首作品中就有25首写到山，南有会昌城外高峰，北有银蛇如舞的黄土高原，东有魏武挥鞭的碣石，西有横空出世的昆仑。为什么毛泽东笔下总有一股挥洒雄放的气势，总有那么巨大的空间形象和深沉的历史意识——“龟蛇锁大江”;“谁持彩练当空舞”;“山，刺破青天锷未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安得倚天抽宝剑”;“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极目楚天舒……截断巫山云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自然物象中汲取素材和灵感，有益于自己的创作。对这一点，毛泽东也有明确的认可。1962年5月，他在修改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后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时加写的一段话中，便深情细致地回忆了《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的创作过程：“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南方有好多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认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毛泽东一生是山川物象的情人，是无限时空的情人。在银装素裹的黄土高原，他说一声“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在白浪滔天的碣石山下，他说一声“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历史和山川就这样轻轻被装进用诗句编织的胸怀。

毛泽东一生的行程，是一首长征的诗歌。

长征，是毛泽东一生最为难忘的岁月。他在祖国的土地上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实现了自己。这不仅指长征这一伟大壮举对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也指他的诗。他是民族的骄傲，原因之一是他是大地的儿子，是祖国山川物象的情人，是历史文化的伟大的继承者，是中国社会充满诗意的创造者。他那双漫游山川物象的大脚，沉重地敲击着土地、历史、文化，敲击出一首首美丽的诗，革命者的诗;他脚上那双豁开了裂口的布鞋，绽露出一个民族的意志，一个民族的生命，一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他游历的所有的地方，最终都成为历史的坐标，构成一条布满弹洞和惊叹号的鲜红鲜红的路线，从韶山那座不太起眼的农舍伸向北京城红墙里的菊香书屋。

就“我”与空间的关系来看，宇宙空间在古人心中，一般只是客观的存在，在过于高大的物象面前，较少主体人格力量的介入。李白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面前，是“以手抚膺坐长叹”，李贺虽然幻想上天把九州山河看得很小，但也只是物我判隔的“遥望”。而毛泽东则把空间物象理解为和人格主体发生历史联系的现实对象，并以主宰自然的主人翁态度，把一片孤冷寂寥的冬景写得神采飞扬;面对搅得周天寒彻，在夏日消溶之际又使江河横溢的“莽昆仑”，径直喊出：“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方地为舆，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毛泽东喜欢并精心书写的相传为宋玉所作的赋句，是他自己的空间意识和作品气象的形象注脚。

就空间和时间的关系来说，毛泽东把现实世界的运动变化作为把握时空关系的中间媒介，即通过运动变化感知时间的运行，又通过时间的流逝来发现运动变化了的空间。空间物象在毛泽东的笔下不是静止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实践史，对无限空间的征服史。因此，毛诗中的每一个空间物象(山、原、江、海)都有一种时间张力，都蕴含着主体的实践内容。乌蒙磅礴走泥丸，知向谁边的秦皇岛外打鱼船，飞架南北的跨江大桥，从头飞越的如海苍山……乍一看，都是空间物象的现实状写，但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关系链中的自由飞动，充满时间运动的节奏，向着尽如人意的目的方向延伸。这一切，都引向毛泽东终生追求的诗意境界——“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时间和空间在人的主体实践作用下，再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有了丰富沉实的社会学含义。毛泽东确实实践了他青年时代的志向：毁旧宇宙而建一“别开生面”的新世界。在晚年，他为自己唯一的孙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新宇”。



5.这个“我”，有非凡的挑战情怀。



毛泽东自铸的艺术世界，就是他的人生和社会的理想世界，也是他部分地实现了的客观现实世界。他那奇拔的时空意识和巨人气象，绝不仅仅具有抽象的哲学意义和单纯审美的艺术意味，而总是突突地跳荡着无法抵御的意志力量，反复地展示着一个基本主题，这就是冲破一切罗网，反抗一切不尽人意的规范。在意志与对象(有时是斗争和反抗的对象，有时是理想追求的对象)之间的联结纽带上，他反复刻下了两个字——挑战!

无论是出于历史观还是人生观，在毛泽东接触传统文艺的时候，都特别亲近和推崇“批判君恶”、“颂扬反抗”和“民主文学”，在1958年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毛泽东特意加上属于上面这种“民主文学”的代表作家和诗人。批判现实，追求理想，也是毛泽东高度肯定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两种积极精神。不过，在封建社会，浪漫主义作家所能够描绘的理想，大多是抽象的人的解放。因此，这一传统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其批判精神和挑战气概方面。不过，文学史上李白等民主的和浪漫的诗人作家，虽有脱俗进击的气概，但他们的挑战对象和抱负理想，并没有也不可能逾出封建社会文化规范多少，也就是说，出于个性感性的反抗，多于社会理性上的叛逆;出于“补天”的批判，多于“捅天”的斗争。而高唱“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毛泽东所从事的挑战，则是彻底决裂，从而更见其震撼人心的人格光辉，更见其诗歌的激进美学色彩。他青年时代熟读并深受其影响的谭嗣同的《仁学》中的下列宣言，很可以揭示他的个性精神：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词章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地之网罗。他运用旧体诗词这一传统形式，所集中表达的人生主题，就是“倚天抽宝剑”来冲决各色各样的网罗：“粪土当年万户侯”，冲决传统利禄观之网罗;“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冲决传统词章之网罗;“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冲决专制君主之网罗;“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冲决伦常传统之网罗;“刺破青天锷未残”，冲决天地之网罗……



6.这个“我”，有非凡的意志力量。



斗争和挑战，总不会是一帆风顺，总是艰难曲折的。诗人毛泽东十分乐于把一切困难逆境视为强固和锤炼主体意志的有益机会。人格的光辉，诗情的潮流，似乎正是在主客观的巨大矛盾的撞击中获得最大限度的闪显和奔涌。

项羽乌江自刎这一悲壮的举动，引发历代诗人的无限情思。他的悲剧引伸出两个人格上的课题：一是意志是否坚韧，怎样对待失败;一是气节境界如何，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是选择玉碎还是瓦全。在毛泽东看来，一个真正的挑战者应该既有坚强意志又有完善的人格境界。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的演讲中，毛泽东说：“项羽是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也比汪精卫、张国焘这类人投降好得多。从前有个人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呢，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毛泽东这里说的，便是杜牧的《题乌江亭》，全诗为：“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毛泽东很早就读过这首诗。上面这个讲话从中引出“要干到底”的意思，当是抓住了该诗的主旨，也反映出他的读诗旨趣及其人格意志主张。

这个观点，毛泽东在建国后也有所表述。杜牧还有一首咏史诗，题为《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历代诗话》的《二乔》(《历代诗话》庚集)一文，引用许彦周诗话对这首诗的理解。许彦周认为“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历代诗话》辑录了另一种理解，认为：杜牧的诗，常“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东风、春深数字，较为含蓄深窈矣”。并举杜牧《题乌江亭》佐证说：“项羽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毛泽东在“翻案法”等处画了着重线，但对有关项羽的论断则批注“此说亦迂”四个字，不同意这种观点。“迂”在何处?《历代诗话》的作者没有超出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局限，并以个人的“面子”问题来揣摸江东父老对暂时失败的英雄的态度，由此把一场声势浩大的楚汉相争的成败完全归之于个人的声誉。在毛泽东看来，彻底的反抗者和挑战者，除了善于把握历史趋势，分析社会时事外，还必须具有韧性的战斗精神，一切都事在人为。何况在反抗暴秦阶段，刘、项同属于推动历史进步的阵营，灭秦后的楚汉之争，双方所代表的集团力量，也没有进步还是倒退这种历史意义的高下之分，所异者只是刘、项的年龄个性、才智和领导经验。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这一魄力风范的项羽，如果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回到江东，为什么不可以卷土重来呢?

对诗人来说，对诗歌的审美激情和创造激情是统一的。意志力量，总是要转化为诗情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延安那相对稳定的十来年时间里，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什么诗。在1941年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一封信中，他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大体有三个高潮，且都出现在最艰难的日子。

第一个高潮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岁月。确切地说，是从秋收起义到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在50首公开诗作中有9首写于这段时期。在1927年春，面对风云变幻的北伐局势，毛泽东有不祥的预感：“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他说这两句词体现当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秋收暴动，他的心境发生明显变化，他自信找到了一条实在的挑战道路，在农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但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并不完全理解他的选择，国民党的白军也不时重重“进剿”，在井冈山并肩战斗的一些同志也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凉疑问。这些难题，似乎并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诗思。他告诉人们，“霹雳一声暴动”的前提，是“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他立志“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他要利用“洒向人间都是怨”的军阀战争间隙，来“收拾金瓯一片”;他豪迈地展示在“敌军围困万千重”面前“众志成城”、“我自岿然不动”的无畏精神;他憧憬着“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的未来气象。总之，他要让人们相信充满光明的挑战前景，它犹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犹如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是1934年秋到1936年的长征岁月。在50首公开诗作里有8首。可以肯定，在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的行军途中，那时没有什么人的脑海里会荡漾着诗意。但是毛写了，在马背上，他“哼”出了不少代表作。在毛泽东身上，艰危时势同澎湃诗情犹如互相缠绕的肌肉束，当一条肌肉屈曲时，另一条也同时被牵动着。他之所以能鼓舞起人们前仆后继地奋勇进击，是因为他本人首先为他奋斗的目标所激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如此。毛泽东似乎不是在用笔写诗，而是用平平仄仄的枪声押韵，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是他的诗歌中最长、最壮美的一行。这里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坚韧信心，这里有“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的壮阔气势，这里有“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胜利愉悦。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三个高潮，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在50首中仅1961年的便有5首。这个期间，国内经济几近崩溃，国际上中苏关系破裂进而出现了反华大合唱。用“内外交困”来形容，当不为过。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是关于国际国内的政治思潮、社会理想、革命道路、世界前途这些高屋建瓴的重大问题的思考。他那枝沉重的笔也带出了严峻的气氛：“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这里有忧虑，但更有傲霜斗雪的梅花劲骨，有乱云飞渡下的从容势态，有立于险峰眺望无限风光的超迈，有对蚍蜉撼树谈何易的蔑视，有奋起千钧驱击虎豹的斗争意志，有借得寒冬冻死苍蝇的乐观情怀。这样的诗情，对人民来说，有莫大的鼓气作用。毛泽东一向认为：“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毛泽东不仅写诗鼓气，他还荐诗鼓气。196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四首七绝，描绘在天灾人祸面前人民朝气蓬勃的劳动精神和农村中光明一面的景象。其中吴研因的《赏菊》诗，写道： “为证明年花更好，手题诗句待重温。”钱昌照的《藁城农村》则渲染：“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本来，这些描绘很难说是符合三年困难时期的普遍实际的，但毛泽东似乎从中体会到一种信心和未来的期望。他读了这张《光明日报》后，在这四首诗的左旁，用铅笔写了十个大字：“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当时正在召开七千人大会，这四首诗便作为会议文件用三号字印发给了与会者。

综上所述，毛泽东诗词中的这个“我”，不是抽象的“人”，不是个体的“我”。

钟嵘在其《诗品·序》里谈诗歌创作的源泉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或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这说明诗词的创作是源于生活的，是由自然景物的变化，或某种生活的遭遇、社会事件的触动所引发的。毛泽东固然有天生的诗人气质，但如果他不亲身经历和领导现代中国这场充满惊涛骇浪的社会变革运动，不把自己的诗人气质融入到亿万人民的群体事业之中，他的作品将呈现出什么样的风貌呢?——不外单纯文人的歌唱而已。

的确，毛泽东的诗词完全可视为一部具有高度政治军事性质的自传。但这个自传，与其说是个人的，勿宁说是革命群体的。1936年斯诺在陕北采访毛泽东请他谈个人经历时，便获得这样的感受：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盛衰的客观史料了。

这段话用来评价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同样适用。他的每一首诗都同他参与其中的现代中国的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是他创作的基本动因和描绘的基本题材。诸如大革命的局势，红军的每一次战役，长征的挫折和胜利，解放军攻克南京，建国后某一运动的展开，以及建设一座大桥或消灭某一地区的瘟疫等等，对于这些事件，在回忆录里可能要用整章的篇幅来记叙，而毛泽东的个人反映则只需写成一首诗。他把个人的感情和诗人气质完全投入人民的事业当中。按通常的文学观念，一个人用特定的形式和生动的语言把他生活中某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表达出来就是诗，而能够激动毛泽东的心情的，就是这些群众性的事件，他通过传统形式把充满诗意的想象和注重群体实践的理性思考彻底地融合了起来。他本人也在诗歌里出现，但只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转变者和感受者出现。这些事件在他的诗歌中之所以有重大意义，似乎是因为它们体现了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的作品为什么总是体现出那种非凡的社会抱负，非凡的英雄气质，非凡的生命意识，非凡的斗争情怀，非凡的意志力量。他在群体事业中消隐了有局限的“自我”、同时获得了无限的“大我”。

所以，这是个大写的“我”!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