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松年·大江东去》原文赏析

《蔡松年·大江东去》原文赏析

还都后，诸公见追和赤壁词，用韵者凡六人，亦复重赋

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五亩苍烟，一邱寒碧，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

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嵬隗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

这首《念奴娇》词，是蔡松年的名作。词的小序说：“还都后，诸公见追和赤壁词，用韵者凡六人，亦复重赋。”所谓“追和赤壁词”，是指作者天眷三年(1140)用苏轼“赤壁怀古”词原韵所作的《念奴娇》词。词人亦有小序说明作词的来由：“仆来京洛三年，未尝饱见春物。今岁江梅始开，复事远行。虎茵、丹房、东岫诸亲友折花酌酒于明秀峰下，仍借东坡先生赤壁词韵，出妙语以惜别。辄亦继作，致言叹不足之意。”据史传记载，天会八年(1130)九月，金立刘豫于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号齐。天会十年(1132)，刘豫移都东京(今河南开封) 。天会十五年(1137)，金废黜刘豫，于东京置行台尚书省，都元帅宗弼领行台事，蔡松年被任命为行台刑部郎中。天眷元年(1138)，金与宋达成和议，天眷三年(1140)金即背盟攻宋，蔡松年随宗弼南下，兼总军中六部事，即词序中所谓“复事远行”。他自被任命为行台刑部郎中至从宗弼出征，恰好“来京洛三年”。出征时，诸亲友饯别，“借东坡先生赤壁词韵”作《念奴娇》词相送，他“辄亦继作”，词中感叹“此身流转”，亟盼早日还乡，“从今归梦，暗香千里明月。”皇统元年(1141)，金与宋再度达成和议，宋增加输金的岁币，宋帝向金称臣。蔡松年“还都”就在这一年。“诸公”看到他前一年的“追和赤壁词”，又纷纷和作，他“亦复重赋”。这首“重赋”的《念奴娇》词较之前一首更为时人所称赏，元好问《中州集》谓其为“公(蔡松年)乐府中最得意者，读之则其平生自处为可见矣”，并在《中州乐府》中取以压卷。

“离骚痛饮”，词一开头即袒露一生情怀。《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孝伯尝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词人虽然为官做宦，但始终向往魏晋名士风流。“离骚痛饮”，即约取“痛饮酒，熟读离骚”二句晋人语。饮酒为的消愁，可见豪纵之情; 读骚为的寄愤，亦见藻丽之思。而前提乃是“常得无事”，“常得无事”就不能为官作宦。举饮酒、读骚二事以见才量，其余功名利禄之类就概非所求了，所以说：“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离骚痛饮”，从正面铺陈;“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从反面补叙。下面再一反一正举两个东晋人物，以见如何才是真正名士风流。“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说的是王衍。《世说新语·赏誉下》载：“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刘孝标注引顾恺之《画赞》： “夷甫天形瓌特，识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这是“岩岩玉壁”的出处，与《晋书·王衍传》所记“衍……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亦相符。但他位居宰辅，周旋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结果呢?东海王司马越死，众推之为元帅，全军为石勒所破，自己也被杀。“成底事”即谓此。元好问《中州集》曾引用词人一篇序言关于王衍的评论：“王夷甫神情高秀，宅心物外，为天下称首。言少无宦情，使其雅咏玄虚，不经世务，超然遂终其身，则亦何必减嵇(康)、阮(籍)辈?而当衰世颓俗，力不可为之时，不能远引高蹈，颠危之祸卒与晋俱，为千古名士之恨。”这段话正可作为“夷甫当年”二句的注脚。下面“五亩苍烟，一邱寒碧，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说的是谢安。词人对谢安是十分赞许的。“五亩苍烟，一邱寒碧”，指谢安隐居之处。《晋书·谢安传》载：“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谢安就这样不应朝廷征召，虽弹奏相属，而晏然隐居会稽东山达二十余年之久。这种不屑仕进的生活态度，当然受到一直盼望隐退的蔡松年的肯定，以“五亩苍烟，一邱寒碧”来形容其东山居处。“五亩”，谓五亩之宅，指普通的庄园别墅。《晋书·谢混传》载： “桓灵宝欲以安宅为营。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 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耶? ’”“一邱”，谓“一邱一壑”，指隐者所居。《汉书·自叙传》引班嗣报桓生书，称庄子“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邱，则天下不易其乐。”据《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谢鲲回答说：“端委庙堂，使百官准则，臣不如亮; 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举“五亩”之“苍烟”，“一邱”之“寒碧”，则足见东山居处的山川风物之美，以环境之清幽，显名士之风流。但谢安终于“东山再起”了。《晋书·谢安传》载：“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总藩任之重，及万废黜，安始有仕进志。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 ‘小儿辈遂已破贼。’”由此可见谢安的“东山再起”，并非贪图功名利禄，一改初衷，而是当国家面临倾覆，受命于危难之际，支撑大局。所谓“岁晚忧风雪”，即指以国家安危为念，正像当时“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世说新语·排调》) “岁晚忧风雪”还有另一层意义，这就是涉足朝政，忧患丛集。《晋书·桓伊传》载：“伊……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时谢安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饮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忤，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 ‘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 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 帝甚有愧色。”对这种情况，辛弃疾在《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词中概括为“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君臣关系如此，焉得不“忧”，既“忧”则思退，谢安一直留恋着东山生活。《晋书·谢安传》载： “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上疏请量宜旋旆。诏遣侍中慰劳，送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这就是“西州扶病”。它使词人“至今悲感前杰”。“前杰”当然指谢安，“悲”是“悲”其“雅志未就，遂遇疾笃”，“感”是“感”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谢安与王衍形成鲜明对比，谢安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

词人要以谢安为榜样，下阕即就“至今悲感前杰”引渡到抒写自己的“东山之志”，把“离骚痛饮”的名士风流进一步落到实处。“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指出自己早已在家乡经营别墅，对散澹逍遥的生活真说得上梦寐以求。据元好问《中州集》，蔡松年在“镇阳别业有萧闲堂”。镇阳为真定府治所，即今河北正定。萧闲堂有桂树，词人《水龙吟》(乙丑八月作，寄食江濡)词说：“好在萧闲桂影。”梦中回归萧闲堂，赏玩景物，洗目清心，醒来犹觉那里的桂花散发着“十里幽香”，充分表现了萧闲堂对于词人的巨大吸引力。然而欲归未归，内心矛盾之极。词人在《雨中花》词序中说：“仆自幼刻意林壑，不耐俗事，懒慢之僻，殆与性成。……遇乘高履危，动辄有畏，道逢达官稠人，则欲退缩。……使之久与世接，所谓不有外难，当有内病，故谋为早退闲居之乐。”在《水龙吟》词序中则又说：“晚被宠荣，叨陪国论，上恩未报，未敢遽言乞骸。’于是，萧闲堂便只有梦中寻求了，而梦醒之后，又越发留恋。这种惶惑不定，如胸置冰炭，只好靠酒来浇除了： “嵬隗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嵬隗”，高低不平的样子，形容胸中如冰炭那样互不相容的忧愁痛苦。“春风”，比喻温和融洽的气象。一杯相酌，烦恼顿除，襟怀坦然，如坐春风。《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以酒浇之。’”“嵬隗”二句即用此典，阮籍、嵇康等辈，也属于词人钦慕的魏晋名士。每当美景良辰，同这些名士精神交往，心相默契，亦即效法这些名士，便什么忧愁痛苦都没有了，“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晋书·卫玠传》：“遇有胜日，亲友时请一言，无不咨嗟以为入微。”袁宏《山涛别传》：“陈留阮籍、谯国嵇康，并高才远识。……涛初不相识，一与相遇，便为神交。”(《初学记》卷六)陶渊明《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词人有意采用“胜日”、“神交”、“悠然”等魏晋人用语，与词中追求魏晋名士风流的题旨是协调一致的。而“遗恨”则是词人评论王衍所说“为千古名士之恨”的“恨”，暗示所“神交”者为谢安之流，与“至今悲感前杰”遥相绾合。最后，全词结尾仍归到谢安，以王羲之作为陪衬。“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说的就是王羲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词人以为王羲之这种“列叙时人，录其所述”的做法，还不够超脱、通达。元好问《中州集》引录其《山阴诗引》批评王羲之说：“考其论古今感慨，事物之变，既言修短随化，期于共尽，而世殊事异，兴怀一致，则死生始终物理之常，正当乘化归尽，何足深叹?乃区区列叙一时述，刊纪岁月，岂逸少(王羲之)之清真简裁，亦未尽忘情于此耶?”王衍“不能远引高蹈”，以致“颠危之祸，卒与晋俱”，“为千古名士之恨”。王羲之与谢安“游处”，“清真简裁”，与王衍自是不同。但他既知“古今同致”，又“悲夫”岁月流逝而“永和徒记年月”，则其名士风流又当略逊一筹于谢安。《世说新语·言语》记述了一个故事： 谢安与王羲之“共登冶城”，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志”，王羲之则以为“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可见王羲之确乎“未尽忘情于此”。词人对比王羲之与谢安，就觉得谢安更显得襟怀冲淡，思致闲远。全词以王衍、王羲之从不同角度突出谢安的名士风流，结尾仍回应到“离骚痛饮”那种“常得无事” 的“萧闲”生活上去。

词人对于王衍、谢安、王羲之诸人的评论，其实并不全面。《晋书·王衍传》载：“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 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王衍最后还是想到应该“戮力以匡天下”。王羲之以为“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关心国家大事，原本无可厚非。谢安虽然不改“东山之志”，但顾念“苍生”，又终于“再起”了。词人仅仅着眼于“五亩苍烟，一邱寒碧”这一点，以突出谢安的“放情邱壑”，不过是借来表达自己对东晋名士风流的向往，对“萧闲”自在生活的追求。而这种向往、追求本身，则是汉族士大夫屈服外族统治的愧惧心态的变异反映，其出发伐宋及伐宋还都所作两首《念奴娇》词，都丝毫不涉战事，更无一语述及宋金关系，便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