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与高司谏书》鉴赏

古文·与高司谏书

欧阳修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¹⁾： 某年十七时⁽²⁾，家随州⁽³⁾，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4 ，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⁵⁾，未与人接⁽⁶⁾，又居远方⁽⁷⁾，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⁸⁾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⁹⁾;而足下厕其间⁽¹⁰⁾，独无卓卓可道说者⁽¹¹⁾，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后更十一年⁽¹²⁾，予再至京师⁽¹³⁾，足下已为御史里行⁽¹⁴⁾，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¹⁵⁾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 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¹⁶⁾，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

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¹⁷⁾正色，论前世事，历历⁽¹⁸⁾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¹⁹⁾! 持此辩⁽²⁰⁾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

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²¹⁾，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²²⁾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²³⁾家，足下诋诮⁽²⁴⁾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 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²⁵⁾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²⁶⁾，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辩其非辜⁽²⁷⁾，又畏有识者⁽²⁸⁾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²⁹⁾，是可怪也!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³⁰⁾。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³¹⁾，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³²⁾。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³³⁾，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³⁴⁾，便毁⁽³⁵⁾其贤以为当黜，庶乎⁽³⁶⁾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³⁷⁾，乃愚者之不逮⁽³⁸⁾;以智文其过⁽³⁹⁾，此君子之贼⁽⁴⁰⁾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⁴¹⁾、作待制⁽⁴²⁾日，日备顾问，今班行⁽⁴³⁾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⁴⁴⁾。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⁴⁵⁾，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 待其自败⁽⁴⁶⁾，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何得不言⁽⁴⁷⁾?是⁽⁴⁸⁾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 以为不贤，亦不免责： 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⁴⁹⁾，计其当时之议⁽⁵⁰⁾，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 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⁵¹⁾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以来⁽⁵²⁾，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⁵³⁾，虽殁⁽⁵⁴⁾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⁵⁵⁾。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⁵⁶⁾，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⁵⁷⁾，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⁵⁸⁾，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⁵⁹⁾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⁶⁰⁾，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⁶¹⁾，责贤者备⁽⁶²⁾。今某区区⁽⁶³⁾，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⁶⁴⁾。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⁶⁵⁾，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⁶⁶⁾，使天下皆释然⁽⁶⁷⁾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⁶⁸⁾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⁶⁹⁾，故辄布区区⁽⁷⁰⁾，伏惟幸察⁽⁷¹⁾，不宣⁽⁷²⁾。修再拜。

〔注释〕(1)白： 说。这里有“奉告”的意思。(2)某： 作者自称。古人起草书信时，为求简便，以“某” 代本人姓名，正式誊写时，才写上姓名。(3)家随州：欧阳修四岁丧父，母郑氏带他投奔叔父至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定居于此。(4)天圣二年： 公元1024年。天圣：宋仁宗年号。进士及第： 宋初考进士，根据成绩分为三等，考取第一等的称为“进士及第” 。(5)予： 我。(6)与人接： 和社会上人交往。(7)远方：偏僻的地方。古人常以京城为标准来衡量路之远近，离京城远的，就称远方。(8)宋舍人兄弟： 指宋庠和他的弟弟宋祁，安陆(今湖北安陆县)人。北宋著名文人宋庠，字公序，宋仁宗时官至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其曾做起居舍人(负责修撰记载皇帝言行举止的《起居注》)，故称宋舍人。宋祁，字子京，官至龙图阁学士。叶道卿： 叶清臣，字道卿，长洲(今江苏省吴县)人。官至翰林学士。《宋史》本传称他“善属文” 。郑天休： 郑戬，吴县(今江苏省苏州)人，官枢密副使，奉国军节度使等。(9)得人：这年的进士榜选拔了有才干的人。(10)厕：置身于。(11)卓卓： 出众、优异。(12)更(geng)： 又经。(13)再至： 第二次来到。京师： 首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14)御史里行：未取得御史资格的官员称作御史里行，品级低一些，无定员。(15)尹师鲁： 尹洙，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与作者同为宋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官迁太子中允。范仲淹贬饶州，尹洙上书，愿与范同贬，结果被降职。(16)俯仰： 随人俯仰。默默： 闭口不言。(17)侃(kǎn)然： 刚直严正的样子。(18)历历： 清楚分明。(19)噫(yi)：感叹的声音。(20)辩： 指雄辩的言论。(21)推： 推求，考察。较：对照。(22)范希文： 范仲淹，字希文。(23)安道：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作者的朋友。时任集贤校理。范仲淹被贬饶州时，他上书为范鸣不平，亦被贬。(24)诋(di)诮(qiao)： 毁谤，讥讽。(25)非：非难。(26)立朝有本末： 在朝廷为官立身行事光明磊落，有始有终。(27)非辜： 无罪，无辜。(28)有识者： 有眼光，有见地的人们。(29)黜(chu)： 贬谪。(30)以不能责人之必能： 拿人家根本办不到的事强求人家一定办到。(31)忤： 触犯。近： 这里作招致解。(32)不才： 平庸的，没出息的。谏官： 负责向皇帝提建议和意见的官，就是本文说的“司谏”和“言事者”。(33)闵(min)：通“悯”，怜悯。(34)了无：全无，一点儿没有。(35)便(pian)毁： 花言巧语地诋毁。便： 花言巧语。(36)庶乎： 表示希望或可能。(37)力所不敢为： 有能力不敢去做(38)不逮; 力所不及。(39)文： 粉饰、掩饰。(40)君子之贼： 混在君子中的败类。(41)大理寺： 全国最高司法机关，长官为大理寺卿，大理寺丞是其属官。前行员外郎： 官名。宋代六部下设若干司，各司长官称郎中，副长官称员外郎。六部又分前、中、后三行(三等)，吏部、兵部为前行，户部、刑部为中行，礼部、工部为后行。(42)待制： 官名，皇帝的顾问。(43)班行(hang)：班次行列(指在朝做官的位次)。这里是同僚的意思。(44)聪： 听觉灵敏。明：视觉灵敏。(45)耳目之官：封建时代的台、谏官，掌纠察、弹劾、匡正等职，如同皇帝的耳目。(46)待其自败： 等到他(指范仲淹)自己把事情搞糟了。(47)何得不言： 怎能不说话。(48)是：这样。(49)萧望之： 字长倩，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省峄县)人。宣帝时，为太子太傅。宣帝临终时，他受遗诏辅佐幼主(元帝)，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为中书令，，主张由士人担任，被石显等诬告下狱，饮鸩自杀。王章： 字仲卿，西汉钜平(今山东省泰安县西)人。元帝时曾因反对宦官石显，被罢官。成帝时任京兆尹(京城行政长官)，帝舅王凤专权，王章上疏指控王凤罪状，被王凤等诬陷下狱，被害。(50)计当时之议： 料想当时(他们杀害萧、王二人)的议论。(51)直： 只。(52)伏： 臣对君说话时用来表示恭敬。以：自，从。今皇帝： 宋仁宗赵祯。(53)曹修古： 字述之，建州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县)人，累官殿中侍御史、刑部员外郎。仁宗初即位，章献太后(宋真宗皇后)垂帘听政，宠臣当权，曹修古直谏被贬。刘越： 字子长，大名(今河北大名县)人，官至秘书丞。曾因与滕宗谅同时上疏请章献太后还政于仁宗，遭贬。仁宗亲政后，曹、刘二人已死，追赠曹为右谏议大夫，刘为右司谏。(54)殁(mo)： 死。(55)孔道辅： 字原鲁，曲阜(今山东曲阜)人，宋仁宗时有名的谏官。谏诤(zheng)： 直言劝告，让人改正错误。一般用于下对上。擢(zhuó)用： 提拔任用。这段史实是指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吕夷简助宋仁宗废郭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台、谏官范仲淹等十人伏阙谏阻得罪，孔贬知泰州，范贬知睦州。至景祐二年(1035)，复擢用孔道辅为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事。(56)御史台： 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榜朝堂： 在朝廷上张榜公布。这段史实是指景祐三年，范仲淹与吕夷简交章互诉时，吕攻击范“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后御史韩渎迎合吕夷简，在朝廷张榜，禁止百官越职言事。(57)越职言事： 向皇帝上书议论本职以外的事。(58)去之： 即辞职。(59)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 不要妨碍别的能够胜任的人(来担任谏官)。(60)待罪： 等待治罪。(61)《春秋》之法： 《春秋》的笔法。(62)责贤者备： 对贤者要求很全面。《新唐书·太宗本纪赞》： “《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 (63)区区：微小的样子，这里指作者自己，是自谦之词。(64)绝： 绝望。责： 要求。(65)朋： 互相勾结，结党。(66)正： 依法判定。诛： 杀头。(67)释然： 放心的样子。(68)一效： 一大功劳。此为反语。(69)尽所怀： 说尽心中的话。(70)辄： 就。布： 陈述。(71)伏惟幸察： 伏惟，伏在地上思考。幸察，你若看一看; 我是很幸运的。(72)不宣： 也是写信时的客套话，意思是言不尽意。

〔鉴赏〕高若讷不是个坏蛋。据《宋史》本传，他“畏惕少过”，多少有所建树，而且“强学善记，自秦、汉以来诸传说无不该通，尤喜申、韩、管之书，颇明历学” 。但也不是贤人。肯定不是鲁迅先生所赞扬的那种为民请命、舍身取义的中国的 “脊梁” 。欧阳修对其品质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开头觉得他虽厕身于名人之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 ;有人赞扬他“正直有学问” ，但正直者指“不可屈曲”之节，“有学问”便要“能辨是非之明” ，作为言事的谏官，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备员而已，实在很难说是贤者。说得坦率，也不免直露。但这种逐渐深化的认识显然是下文更激烈的谴责的心理准备和契机。也可见欧公叙事、说理，表情何等地有条理、有层次。他甚至还曾觉得这位司谏大员平时“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这样欲抑先扬显然也是企图构成与当前的严峻考验的一种对照，从而使文章的气势显得有起伏有跌宕，让人不得不关注这位一向正言厉色、矜持自重的言官在关键时刻的言行。

范仲淹一代名臣，刚正不阿，敢说敢做;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以直言选才任能应有客观标准，且“讥指朝政” ，得罪了权相吕夷简，无辜遭贬，舆论为之哗然(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范仲淹传》等)。坚持正义的朝士明知谏诤无用，却甘冒“同罪” 的危险，挺身为之辩护。欧阳修文里 “安道(余靖)贬官，师鲁(尹洙)待罪” ，说的就是这回事。“望门投止思张俭” ，这是封建士大夫“清流” 和负责任的朝官的光荣传统，也是封建政治系统调节器的一种反馈运动。但是说到那位身居台谏、担负言责的高若讷的时候，作者又有意宕开一笔，说：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这是从“人性论” 出发，似为高氏开脱或留余地，不失风人之旨; 但客观上却反照出高氏连常人都还不如： 他落井下石。不吭气倒也罢了，他还“昂然自得，了无愧畏” ，说范仲淹得罪活该，这祥才可以为自己不谏诤掩饰、开脱——“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 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淋漓痛快，值得为这入木三分的刻画、一针见血的砭刺干一大杯。曹丕《典论·论文》曰： “文以气为主。”作为“宇宙本原” 或“粒流”的“气”体现在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便是浩然之正气或所谓“气节” ，而体现在《与高司谏书》一类文学性散文里就是那贯彻始终、普及全体的气势与活力。从“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到 “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进而“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如此一层层地跃动，跃到高处再高屋建瓴般地倾泻而下者，气也! 象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答李翊书》)。这种郁然、勃然、凛然、跃然的正气，使一篇短文(包括其内容和形式)突破了它固有的时空，直到今天还能使人热血沸腾，感奋不已。欧阳修自己把这种正气归源于“道”(道略指规律或真理)： “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答吴充秀才书》)把握住“道” 、把握住实现和推动 “道” 的 “气” ，就能使文章出于正源，发自胸臆，毫不费力地磅礴而出。但这样强调文应有气或文以载道，不等于只要掌握了 “道” 、养成了 “气”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好文章来(何况“道” “气”等等都被古人或今人弄得很神秘、很朦胧、很模糊)。好文章除了讲真理、讲气势之外还要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遣词造句、形容描写的本领。以《与高司谏书》言，在谏官应该正言直谏的前提下，井然有序地罗列、强调了三条理由： 第一，如果确实以为范仲淹不贤，你有责任早说，不要等他得罪了权臣和皇帝再来火上浇油;如果他贤，那紧要关头就更应该为他说话。“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 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这样严密的推理咄咄逼人，不知高公何以对之。第二，援引历史，以汉代宦官势力陷害贤臣萧望之、外戚诬告诤臣王凤事质问之。你不是“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吗?那萧、王是否当罪?该不该死? “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君不见，欧公道德文章长存宇宙，而“不识人间有羞耻事”一语竟成为后人传诵的警语，千秋万世之下，可怜的高若讷都只能背着这口黑锅了。后世不可欺，况今之人亦未可欺也。第三，作为封建社会的贤臣，作者很自然地端出当今天子(宋仁宗) “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来掩护自己，且为自己的立论提供最有力的政治和法理上的依据：皇帝求言若渴，从谏如流，那么谏官更应直言无讳，否则不但不义，而且不忠。这三条都够招架的。特别是作者着力指出，既然御史台“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那么有资格有权利进谏的只能是高若讷等言官了，“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 。堂堂中国岂不从此无声无气，乃至无疾以终?在位而不言，居然敢称谏官而还有脸见人! 古云： 羞耻之心，人皆有之; 人而无耻，不如犬彘。万世清流每以 “知耻” 自勉，以“无耻”自戒。这样层层剥皮，把对手最后的一片遮羞布都扒光，可谓辣手著文章，对待不知耻者恐怕也只好用这办法。这篇文章读来痛快而欠沉着，淋漓而少韵致，不象欧公后来的文章那样温柔敦厚，委婉曲折，体贴入微，除了 “气盛” 之外，跟文章的性质、写作的时机、论辩的对象都有些关系。黄庭坚《跋欧阳公红梨花诗》说： “观欧阳文忠公在馆阁时《与高司谏书》语气，可以折冲万里。”这实在不象某些史学家说的，宋人好闹意气，又善骂人。骂人而“善”并不容易，何况此时此地骂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作者说得很清楚，我跟贬官的余安道、待罪的尹师鲁一样为了范案有意违反禁令 “越职言事” ，简直就是朋党。你不妨把这封信献给朝廷，治我之罪以正天下视听好了。不畏权贵，不怕贬斥，挺身任事，前仆后继，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 的浩然正气的又一次发扬。

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高若讷公然把这封信上交，欧阳修也果然得罪遭贬(史家们颇重视此事，《宋史》范、欧、高诸传俱书其事无遗)。这就不能不为高若讷说几句公道话。此举看来有如恼羞成怒，借刀杀人，但究竟不同于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也不象宦官、外戚、女宠、叛藩、佞幸、奸贼那样动不动明里暗中置人于死地(这些都是由封建机制自身“异化”而出的毒瘤)。至少高氏的本意是示天下以公，千秋功罪让后人从头评说。范、欧、余、尹也不过给降了职，并未杀头。从此也多少可以窥见封建社会里“常态”政治斗争的某些惯例或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