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樊绍述既卒，且葬，愈将铭之，从其家求书，得书号《魁纪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记、纪志、说论、今文赞铭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又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 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呜呼!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也。

生而其家贵富，长而不有其藏一钱，妻子告不足，顾且笑曰：“我道盖是也。”皆应曰：“然。”无不意满。尝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还，言某帅不治，罢之，以此出为绵州刺史。一年，征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绛州。绵、绛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为谏议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

绍述讳宗师。父讳泽，尝帅襄阳、江陵，官至右仆射，赠某官。祖某官，讳泳。自祖及绍述，三世皆以军谋堪将帅策上第以进。

绍述无所不学，于辞于声，天得也。在众若无能者。尝与观乐，问曰：“何如?”曰：“后当然。”已而果然。

铭曰：

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

韩愈的《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作于长庆三、四年 (823—824) 间，历来被认为是他的最后一篇文论著作。樊绍述，名宗师，河中 (今山西省永济县) 人。始为国子主簿，元和三年，擢军谋宏远科，授著作佐郎。历金部郎中、绵州刺史，徙绛州、进谏议大夫，未拜而卒。其人与韩愈交往甚厚，文以奇涩苦艰著称。但韩愈十分倚重之：“善为文章，词句刻深，独追古作者为徒，不顾世俗轻重。”(《与袁相公书》) 这篇文章对死者的颂扬便体现了这一点。

韩愈的墓志铭富于变化。不仅篇篇姿采各具，就是每一篇也五色纷呈。这篇文章写了樊宗师著作繁富且不袭蹈前人的才学，居官居家的人品、性情，家世的优良，知音的聪颖，最后以铭文总括宗师的词章成就。一脉贯通，详略得当，行文亦颇多腾挪。

所谓一脉，指的是记叙死者生前的业绩，突出的是他作为古文家的成就，并且以此统帅全篇，其他内容都与之相呼应。文章开头在“愈将铭之”的简单说明后，便详细的罗列宗师的各类著作。乍一看稍嫌繁乱，当引出“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的感喟，主旨便豁然了。接下来作者又宕出一笔，“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前一句赞文章之量大，这一句赏文章之质高，却意犹未尽，又朝更深的层面展开，“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故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意思是说，文章内容不脱离仁义的范畴，丰富如同滋生蓄养的生物，真是万物具备无遗如同海含地负一般; 文笔纵横奔放，似乎没有什么头绪，但是却不需要修改加工而自然合乎文章的法度。这就从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把宗师的才学讲透了。但作者并不以此满足，又以强烈的感叹收束：“呜呼! 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也”，两个“斯”字的强调，上承“多矣哉”和“又何其难也”的感情生发，议论中自然带出对宗师文章的钦敬之思，而行文愈转愈深，又颇见气势。

述其文当观其人，于是家风吏治只虚虚带过，暗与“必出入仁义”关合。在写法上是白描式的大义微言。先说绍述出生时，樊家地位显贵而且家中很富，他长大后却不要家中财库里的一文钱。妻子儿女告诉他说钱不够用，他望望她们笑着说：“我为人就是这个样子。”于是妻子、儿女们都回答说：“好，就照你的办。”没有不满意的。仅几句话，绍述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清贫守道精神便跃然纸上。再说绍述曾经以金部郎中的身份到南方传告宪宗皇帝逝世的哀讯，回京后说到某帅把地方治理得不好，因而被罢免了金部郎中的官职，出京去做绵州刺史。“一年，征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绛州。绵、绛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又是寥寥数语，简单记叙，却轻轻地拈出绍述为官的清正耿直，也从侧面触及到他的政绩。着笔具有选择性，而所选择的事例，无不呼应“必出入仁义”的宏旨，这就使绍述的古文成就建立在优秀的人格索质基础之上。

接下来，极简约、精练地叙述宗师的家世，从祖父到他，三代人都是通过参加军谋将帅科的考试获得上等名次而进入仕途的。作为人品的必要补充，再次与古文成就相激射。忽然笔锋一转，跳到绍述的音乐天赋上。所谓“于辞于声”，依然不忘从文辞带出。这里写绍述能从音乐看出人事变化征兆的悠悠然情态。如同季札出使鲁国，在欣赏周乐时能分析出周和诸侯的盛衰大势一样。以“在众若无能者”作铺垫，使得绍述形象愈发有生趣。这段在艺术构思上是溢出的一笔，诚如曾注所云：“若叙知声如叙其于辞，则冗长不警拔矣。”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引) 妙在行文简洁、神韵超然，涂上一层传奇色彩，使得文章正中有变，平中有奇，而仍然与“必出入仁义”的古文成就有着密切联系。最后作者在铭文中又把樊宗师摆到古文源流中来写他的贡献。以“词必已出”和前面的“必出于己”相呼应，以“文从字顺各识职”和前面的“不烦于绳削而自合”相呼应。但第一自然段是作品论，铭文则是文学史，相似却有不同，文章立意不变，角度却转换了。综观全文，一意脉注，起承转合，波折顿宕，是散文，却不乏诗的法度，确实体现了韩文富于变化的特点。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作者借墓志铭颂扬死者之题，发挥自己对古文创作的看法。从对樊宗师文章的评价中自然地牵出作者理想中的古文标准。一是古文的内容“必出入仁义”，在这个前提下包罗万象如同海含地负。二是在艺术形式上特别强调语言的独创性和使用语言时的科学性。所谓“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但又要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这样写，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显得得体、切题;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说，特别是它对于古文艺术形式方面的要求比较全面、比较科学，对唐代乃至后世古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借题发挥的效果恐怕就连韩愈也始料不及。

此外，本文有些地方不如韩愈其他文章平顺晓畅，大抵如欧阳修所说，退之“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论尹师鲁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