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岘山亭记》原文|注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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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欧阳修《岘山亭记》原文|注释|赏析

欧阳修

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 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方晋与吴以兵争,常倚荆州以为重,而二子相继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

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 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 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

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究其详者,皆不复道。

熙宁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记。

本文是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应襄阳知府史中辉之请而作的一篇碑记。

岘山,在湖北襄阳(今襄樊市)南,东临汉江。晋初羊祜、杜预相继镇守襄阳,勋业卓著。羊祜,字叔子,晋武帝时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襄阳,与东吴陆抗对峙,彼此不相侵扰。后入朝陈伐吴之计,举杜预自代。杜预,字元凯,伐吴有功。羊祜守襄阳时常游岘山,置酒言咏。曾对人说: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来贤士登此远望,皆湮没无闻,不可得知,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当此山也。其后,襄阳百姓于岘山建羊公庙、立碑以为纪念,岁时饷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杜预平吴之后,勒功于二石,一置岘山上,一投汉水中,以为或陵谷有变,终可存一石而留名后世。岘山因二人而知名。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史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后,出于爱护当地名胜的心情,将亭扩大修建,又“大其后轩,使之与亭相称”,原是一件好事。不过据文中所叙史中辉求记原委:“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看来,史君求记是襄阳人要立碑为他记功,事出有因。然细味“君皆不能止也”句,所谓“不能”者,恐系“不为”也。以史氏在襄阳的政治地位,想要阻止此事,并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难事。如此,则其千载慕名,窃比叔子、元凯,欲与二人之名并传后世之私心,不言而喻。以襄人云云,只是史氏求记的借口而已。既来求之,又不便断然拒绝。但作者一向不喜趋时邀誉,下笔时也是颇费斟酌的。好在题目是为岘山亭作记,因而入手擒题,由山、亭及人,由羊祜写到杜预,对这两位勋业卓著的前贤汲汲于身后之名表示婉叹,然后带出史中辉求记原委。因此,借题发挥,因山及人,由此及彼,以古喻今,赞先贤生前之德之功之伟业,启示后人,应是本文立意之所在。如以为本文意在讥先贤之汲汲好名,斥中辉之窃思附骥,恐非作者初衷。

“简而有法”是欧阳修在理论上的建树之一,也是他在创作上努力贯彻的原则之一。从以古喻今的立意出发,本文从构思到谋篇,匠心独运,实践了“简而有法”的主张。作为一篇碑记,原应具体描写山之景观,记述亭之兴废。由于作者意在抒发由岘山这一名胜所引起的感慨,对山的自然风貌,只以数语加以勾勒:“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对亭的兴废情况,略而不述。这样的写法在碑记文中别具一格。有所略才有可能详。在这篇不到六百字的短文中,作者纵论古今,以雍容不迫的笔调写三个不同时代的政治家其人其事,叙事与议论兼见,寄感慨于其中。岘山虽小,但西晋、六朝风流名士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名胜古迹,可写者甚多。作者紧扣题目,只写与山亭无论今昔均有直接关系的人和事,由羊祜、杜预到史中辉,记叙集中,不枝不蔓,转接自然,了无痕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因羊、杜、史汲汲于身后名有所感慨,意在肯定对人生真正价值的追求,并不处处显示自己的高情逸致,卓然不群。作为一位后辈政治家,作者对先贤由衷地仰慕,用大段文字表达了谦恭缅怀之情,盛誉他们的赫赫勋业,“足以垂于不朽”,力透纸背,如洪钟巨响。对其汲汲于身后名,则不作过多的议论,仅用三言两语,出以委婉的口气,如在写足羊、杜“足以垂于不朽”之后,笔意顿转,用疑问句式表达自己的困惑:“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对同辈友人的史中辉,作者又怀抱探讨人生意义的诚意,似作长夜之畅叙,没有反唇相讥,问其有无元凯之功、叔子之仁,唯赞其“所至有声”,用勉励的语气表达肯定的推论:“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并说:“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言外之意,希望他不要辜负襄人的爱戴,宜在政事上追步先贤,有所建树。作者用笔精警,言约意深,柔婉亲切,藏锋敛锷,精光内含,“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娓娓不倦。” (金赵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 可谓“简而有法。”

清人刘熙载评韩愈、欧阳修及曾巩文风之不同时说:“昌黎文意写来得硬直,欧、曾来得柔婉……柔婉正复见涵养也。”(《文概》) 不过,他没有具体指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涵养”。依笔者浅见,它包含着作者对为人之道和为文之道的独到领悟和见解。换言之,这“涵养”来自一位杰出作家对宇宙和人生的哲理思索,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把握,反映出一个杰出作家多方面的修养和良好的素质。以本文证之,作者在高度颂扬先贤的同时,又敢于透示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对人生的功与名,又能放眼宇宙无限而人生有限这一根本矛盾来加以把握。如对羊祜的忧生,盛唐诗人李白在其名作《襄阳歌》中曾无限感慨:“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 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进而表明“谁能忧彼身后事”,抒发出及时行乐的思想。而欧阳修只以“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一句,加以辨析: 好名之心,抑是人之常情; 只要岘山常在,祜名当与同存,又何必惧其身后名灭?一语破惑。对杜预“铭功于二石”,则放眼宇宙万物的无穷变化:“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正暗寓身后声名之不必汲汲以求的深意。将人生的真正价值仍归结于立功立德的意义,留给史中辉去思索,也让百代读者回味不尽。其墨气不到之处,“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旨趣为多”。(同上)见出一位志在改革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局面,重实际,轻虚名的政治家的襟怀,一位史学家明睿的眼光和刚正的品格,兼见出高瞻远瞩的哲人的风采。如此,“简而有法”的创作原则,正意味着对作家的素质、涵养的高层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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