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原道》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原道》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 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 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 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 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 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老者曰： 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 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 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 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勌;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 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 《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 以之为人，则爱而公; 以之为心，则和而平; 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 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 斯道也，何道也? 曰：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 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曰：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道》是韩愈所写的“五原”之一。这篇文章约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 (802)，与《师说》、《送孟东野序》等为同一时期作品。韩愈时年35岁，做国子监四门博士。此文是韩愈的代表作之一。从内容上说，它是韩愈论文中以“明儒道，反佛老”为主要内容的长篇; 从艺术特色上说，这篇文章立论正大，气势磅礴，是韩愈政论文的典范，充分体现了韩愈论文的风貌和特点。

韩愈领导了唐代著名的“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等一系列文学主张，并要求写文章要有一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儒家之道。儒家之道就是仁义。有了仁义，文章立论才能正大。他在《答李翊书》 中说：“将蕲 (求) 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透于势利。养其根而竢(俟) 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以儒家的仁义为立论的根本，用儒道来反对佛老的学说。在《原道》里，他首先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他从分析仁义道德的实质入手，批评老子“小仁义”，是“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是“其见者小也”的缘故; 老子反对道德，是“去仁义言之也”，是从道德中抽去了仁义的结果。老子主张“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韩愈则认为圣人制礼作乐来安定社会秩序，有了斗斛权衡，才能使民有相守相约之法，有了君臣父子的礼法才能维护相生相养之道。因此，他提出儒家的正人、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修身养性、积极用世的主张，以及儒家的道统说。用儒家的仁义道德，作为自己立论的理论根据，建立自己的论点，反对佛老学说。就当时来说，他的论点虽有时代的局限，但比起佛老的虚无倒退、宗教迷信来，还是要正大得多。

韩愈要求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他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并且继承了《诗三百》的“怨”“刺”说，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强调作者对社会黑暗现实的不平情绪是使作品思想性愈加深刻的原因。《原道》这篇文章的立论之所以正大，是因为，他不仅以儒家思想为立论的根据，而且还以丰富的社会内容作为立论的基础。他的主张都是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的。

他提倡儒道，反对佛老。是因为唐代的宗教盛行，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文章尖锐地指出：“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 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深刻揭示了佛老盛行而危害社会经济的现实。由于道教尊老子为创始人，老子李姓，李唐王朝定道教为国教，同时对佛教也极力提倡。到了中店时期，佛老之徒为数甚众，已达惊人的程度。据《释氏通鉴》记载： 唐代寺院约有四万所，僧尼二十六万五千多人。他们占有大量寺院土地，享有“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特权，成为中唐时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阐述得更为清楚：“盖唐代人民担负国家直接税及劳役者为‘课丁’，其得享有免除此种赋役之特权者为‘不课丁’，不课丁为当时统治者及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徒。”这样众多的不劳而食的佛老之徒，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僧侣地主集团。这不仅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人，破坏了唐代的社会经济，置李唐王朝于岌岌可危的地步。由此而论，韩愈针对这一社会现状，用儒家学说，力排佛老，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把僧道之徒返回四民之中，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有益的，进步的，正大的。

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由盛而衰。至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割据称雄的藩镇已成为李唐王朝的心腹之患。他们“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长期以来，兵连祸结，危机四伏，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韩愈从儒家的道统观念出发，论述了君、臣、民之间的关系，要求各司其职，上下有序。他认为：“君者，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显然这是正统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理论，是继承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唯心史观，是为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服务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有所反映。如在《原性》中，他把性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在《圬者王承福传》中也说：“用心者使人，用力者使于人，亦其宜也。”但是韩愈这段话中，关于“民”的义务，主要是针对僧侣、道士不事生产，危害社会经济而言的;关于“君”、“臣”的职责，则是针对当时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祈望圣君贤臣能使国家安定统一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立论，反对分裂，反对割据，维护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也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历史进步的要求的。

《原道》中提出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治世主张，也有其现实意义。

中唐时期，皇帝昏庸，朝政日非，权臣弄权，横征暴敛。加以水旱天灾交至，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贞元十九年(803)，关中久旱不雨，“种不入土，野无青苗”(韩愈《上李尚书书》)，而当时任京兆尹的权臣李实却只顾媚上求荣，对人民的灾难“一不介意”，虽然朝廷已下蠲免赋税之诏，但他依然征收如故。并每每上奏，皆隐实谎奏：“今年虽旱，而谷甚好。”至使人民“拆屋坏木”以纳租税，卖儿鬻女以易口食，生灵涂炭，“死相枕籍”。韩愈对人民的灾难十分同情，对李实的贪酷深恶痛绝。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向德宗陈述了人民“弃子诛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租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的悲惨景象，恳请朝廷，停征赋税。此状一上，触廷，落了个被贬为连州阳山(在今广东省)令的结果。他针对当时朝臣弄权的现实，提出“正心”、“诚意”、“治国”、“有为”的要求，较之佛老的“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的主张，也要正大得多。他希望社会能出现“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安居乐业景象，也是针对当时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现实，提出的社会理想。这样的理想也是当时人民的愿望。

气势磅礴，雄辩有力是《原道》的又一特色。

韩愈的论文讲究气，他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认为，气是从仁义道德的修养而来的、仁义道德的修养是气的基础。有了仁义道德，理才能直，理直才能气壮，气壮才能言宜。《原道》就表现了这一特点，首先是逻辑推理极为严密。如文章的开篇，在指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之后，接着推出“道有君子小人”之分，“德有凶有吉”之异。从而指出“老子之小仁义”的原因是“坐井而观天”是“其见者小”的缘故。“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老子把施小惠当作仁，把做小事当作义，那他的“小仁义”则是必然的了。又由此推出结论，“吾所谓道德”是“天下之公言”，而“老子之所谓道德”是“一人之私言”。这样就以光明正大的立论，压倒一切的气势，从根本上论述了儒、道两家对仁义道德理解的不同，从而非难了老子的道德说，论证得十分严密。再如，最后论证“先王之教”，先总述先王之教的仁义道德之后，又分别从其文、其法、其民、其位、其服、其居、其食等诸方面论述先王之教的具体内容。由此推论出“为己”、“为人”、“为心”、“为天下国家”，就能达到“顺而祥”、“爱而公”、“和而平”、“无所处而不当”的社会效果。这一层，经过这一系列的推理论证，最后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作出结论：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严密的逻辑推理，使之理直气壮，雄辩有力。其次，文章多用对比论证的方法，把儒道与佛老，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问题阐示得一清二楚，不容置疑。其对比的方法和形式也是多变的。有古今对比，如用古之“正心”、“诚意”、“有为”与今之“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对比; 有儒、道对比，如用儒家的“相生相养之道”与道家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谬论对比; 有儒、佛对比，如用儒家主张的君、臣、民的职守与佛教的弃君臣，去父子，求清静寂灭，弃世出家的思想对比等等。这样对比之下，于国于家，于人于己，谁个是，谁个非，谁有裨益，谁有危害，就了然在目，泾渭分明了。再次，排比句的运用增强了文章的磅礴气势。“气盛则言宜”，气势决定着语言的运用。而精妙犀利，“形大而声宏”的语言又是气势的外衣，能使文章增色生辉，使气势更为旺盛。韩愈是语言大师，他主张在散文创作上要有所革新和创造。他认为文章必须“文从字顺”，要“因事陈词”，使“文章言语，与事相侔”。这篇文章的语言就极为准确精练，且语句长短配合，整散相间，错落多姿，表现了韩愈论文的语言美。尤其是排比句的运用，更增强了文章的磅礴气势。文章开头阐释仁义的四句就是一组排比句。在批佛道之徒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危害时，又用了两组排比句。又如，论述圣人教民，以相生相养之道，替社会百姓： 为之衣，为之食，为之宫室。为之工，为之贾，为之医药，为之葬埋，为之礼，为之乐，为之政，为之刑。为之符玺斗斛，为之城郭甲兵。为之备，为之防。一连用了十六个“为之”，组成四组排比句，而且组与组又有不同和变化。这些排比句，如江河奔流，滚滚滔滔，大有一泻千里，不可阻挡之势。

《原道》不但是韩愈的代表作，而且堪称古代论文的典范。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中说韩愈“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与“司马迁、扬雄相上下”。苏洵《上欧阳内翰书》中称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原道》正体现了这些风貌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