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梓人传》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柳宗元《梓人传》原文|注释|赏析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隙宇而处焉。所职寻引、规矩、绳墨，家不居砻斫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 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缺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 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继而叹曰： 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 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里胥;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为公。离而为六职，判而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连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啬夫、版尹，以就役焉，犹众工之各有执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后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谈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谓相而已矣。

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廷，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姑夺众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又不能备其工，以至败绩，用而无所成也。不亦谬欤?

或曰：“彼主为室者，倘或发其私智，牵制梓人之虑，夺其世守而道谋是用，虽不能成功，岂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由我则固，不由我则圮。彼将乐去固而就圮也，则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挠屋坏，则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今谓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杨氏; 潜，其名。

《梓人传》选自 《柳河东集》，是柳宗元在长安所著的一篇传记散文。

传记散文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源远流长、枝繁叶茂的文体，自先秦两汉以来，出现过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其中最负盛名的，要算司马迁的《史记》 了。它被鲁迅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直受到后人的推崇和景仰。然而这些传记作品，一则史的成份过重，二则多为一些功名俱著，或名噪一时的达官贵人立传，被称为“史传文”。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则不然。他一改前朝遗风，多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为主人公，为井肆市民立传。在这些传记中，柳宗元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小人物的卓越才能、坎坷的遭遇、高尚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抗暴精神，对后世传记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传记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修饰，夸张。另一类却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事件，类似寓言。这类作品虽然名为传记，其主旨却不在为人立传，而在立言，借记述人物事迹，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思想主张。其中有些作品还具有劝善惩恶的作用，颇似讽刺小品，因此古人称柳子厚的传记散文“则以发抒己议，类新生之寓言”。《梓人传》便是其中一篇较有代表性的传记。文章通过对梓人“善度材”、“善用众”的才能的赞誉，形象地论述了贤明宰相的治国之道，是一篇比较出色的政论性人物传记。梓人，即木工。据《考工记·总序》载： 木工有七，其一为梓人，专造饮器，箭靶和钟磬的架子。后世亦将建筑工人称作梓人。本文中的梓人，类似现在的土木建筑工程技术人员，即建筑师。

全文共分两大部分，七个小节。前两节是传，主要记述梓人的行状。由第三小节开始，作者借题发挥，由梓人说开去，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是论。文章一开始，作者先写梓人登其表弟裴封书之门求租赁房屋，问其所能，则称能指挥工匠建房，可作者发现他连自己的床腿断了都要找别人修，便认为他是个只会说大话，什么本事都没有的“贪禄嗜货者”。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作者亲自目睹了梓人指挥工匠整修京兆府官署的情景，只见梓人丈量、选料、指挥施工，说一不二。众多的工匠按照他的吩咐左右奔忙，秩序井然。官邸修好后，梓人又在顶梁刻上自己的名字，说明为他所建。至此，作者才领教到梓人超群的本领和精湛的技艺。先前对他的讥讽和不恭荡然无存。作者在刻画这位技压群工的梓人的形象时，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先将梓人自称“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指使群工，“舍我，众莫能就一宇”与“其床缺足而不能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对比，造成一种梓人口出大言，其实无能的假象，引诱读者对其作出错误的判断。然后，作者又用详尽的笔触描述梓人指挥群工施工的情景。只见他“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持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 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梓人的造房技艺如此高超，确实身手不凡。不仅众工匠为之折服，就连起初看不起他的柳宗元，也为之赞叹不已。这一抑一扬，牵动着读者的思路和情感的起伏变化，同时又收到了既引人人胜，又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

第三小节承上启下，作者由梓人掌握规矩绳墨之术联想到宰相的治国之道。作者在为梓人的精湛技艺赞叹之余，还要进一步探究他是如何掌握这种技能的。文中一连用了“彼其劳心者欤?”“彼其智者欤?”“能知体要者欤”三个反问句，道出了梓人之所以能指使群工，是因为他通晓建筑要领，有智慧并勤于动脑筋的真谛，然后笔锋一转：“是足为作天子，相天下法矣!”一句感叹，完成了从记人到议事的转折。

由第四小节起，作者转而阐述自己以法治国的政治主张和辅佐皇帝的宰相应该遵循的治国之道。作者首先由梓人的善用人联想到治理国家的根本问题乃是用人问题，其次才是整顿纲纪的问题。他以梓人的用人方法作对照，批判那些身居宰相高位，却“不知体要”的人“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廷，而遗其大者远焉。”指出那些昏庸无能的当权者，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梓工。接着，作者又以梓人的去就问题为对照，揭露了那些贪名嗜利、尸位素餐的“为相者”，说他们“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挠屋坏，则曰：‘非我罪也’。”这些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官吏置国家的治乱于不顾，唯皇帝之命是听，一心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这与坚持按墨绳、规矩的准则设计、施工，而不随意迁就建房主人的错误要求，否则宁可舍之而去，也不仰人鼻息的梓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最后一节，作者点明了自己为梓人立传的目的，是因为“梓人之道类于相”。作为一篇传记，主人公的名字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文章在最后，交代出了梓人的姓名。这种笔法，也是颇为新颖的。

柳宗元一贯主张“文以明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得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他认为，文章不仅要讲究形式美，更要反映、体现一定的思想观点，也就是“圣人之道”。他自己对这一理论一直身体力行。柳宗元此文作于他在长安任职期间。当时他积极参与王叔文的政治改革，成为“永贞革新”的中坚人物，时称“二王、刘、柳”。在此期间所作的《梓人传》集中反映了柳宗元卓越的政治见解和积极的革新精神。在他看来，一位贤明的宰相应当像梓人掌握绳墨规矩那样治理国家，应该举贤任能，整治纲纪，坚守正道，不谋私利。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天下，达到大治。本文思想内容深刻，见识卓越，立意新颖，充满了战斗精神。作者由一名普通建筑师的技艺，引申出治国理邦的大道理，这种由此及彼，以小见大的本领，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功力。前人认为，《梓人传》立意大概出于《孟子》，“孟子言为巨室，必使工师求大木，是何异于梓人所谓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否者乎?孟子言教玉人雕琢之为非，是何异于梓人所谓由我则固，不由我则圮，不夺于主人之牵制者乎?”(五百家注《柳宗元集》卷十七)此说不无道理。

本文艺术上的特色也十分明显。文章构思巧妙，结构严谨，段落层次分明，衔接自然顺畅。全篇以作者的思想感受为线索结构文章，更使作品和谐、紧凑，富于感情色彩，充满了战斗精神。如首段“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二段“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简洁、生动地将作者对梓人起初轻蔑，尔后敬佩的态度转变过程表现了出来。文章第二部分的大段议论，也是由作者“继而叹曰”引出的。作品叙事状物简洁、明快，人物、场景描写粗略，但形象生动。如对梓人初次登场时的描写，用其自己“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吾指使而群工役焉”的几句话，就勾勒出这位艺高胆大，出言不逊的梓工形象，既简洁生动，又突出了他的职业特点。关于梓人指挥群工施工的那段描写，更令人拍案叫绝。作者以众工烘托，充分显示出梓人的才能和魄力，特别是他在工程峻工以后居功自负的神态更是惟妙惟肖，跃然纸上，似乎作者不是在描写一位工匠，而是在刻画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作品论理精严缜密，雄健有力。论述宰相治国之道，有理有据，多方论证，既有据理推阐，又有旁征博引，正反对比，褒贬分明，对当时官场的种种腐败现象的揭露犀利痛快，入木三分。一如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语中所言：“前细写梓人，句句暗伏相道。后细写相道，句句回抱梓人。末又补出人主任相，为相自处两意，次序摹写，意思满畅。”文章当繁则繁，当简则简，或繁博丰富，洋洋洒洒，或要言不烦，惜墨如金。文中描绘梓人的言谈举止，简淡而传神，点到即止，而为表现他在施工现场的指挥才能，作者则不惜花费笔墨，详细描述，以突出梓人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神态气度，笔法多样，富于变化，在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中，可算是较为出色的一篇。

但是，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性，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宣扬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章的积极意义，这是美中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