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美林
欧罗巴即西洋也，自古不通中华。明万历末，其国人利玛窦等始来，以天文奇器售其求。招集徒众，欲行所奉天主之教，识者忧之。
迢迢欧罗巴， 乃在天西极。
无端飘然来， 似观圣人德。
高鼻兼多髭， 深目正黄色。
其人号多智， 算法殊精特。
外此具淫巧， 亦足惊寡识。
往往玩好物， 而获累万直。
残忍如火器， 讨论穷无隙。
逢迎出绪馀， 中国已无敌。
沉思非偶然， 深藏似守默。
此岂为人用， 来意良叵测。
侧闻托懋迁， 绝远到商舶，
包藏实祸心， 累累见蚕食。
何年袭吕宋， 翦灭为属国。
治以西洋法， 夜作昼则息。
生女先上纳， 后许人间适。
人死不收敛， 焚尸弃山泽。
惨毒世未有， 闻者为心衋。
非族来何为， 穷年寄兹域。
人情非大欲， 何忍弃亲戚?
谅非慕圣贤， 礼乐求矜式。
皇矣临上帝， 鉴观正有赫。
程廷祚
这首五古是清初学者程廷祚所作。建国后新编的古诗选本中未见此诗入选，但其实却是一篇值得十分重视的诗作。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张应昌《清诗铎》曾予选录，但以小序为诗题。近年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亦曾收入，题作《忧西夷篇》。
此诗作于乾隆年间。明朝中叶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派遣了大量传教士来我国传教。这些传教士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国政府法令，遵循中国礼仪风俗，同时学会运用汉语，并以他们所掌握的正在发展中的科学技术为手段，吸引朝廷官吏和广大士人，日积月累地进行渗透，进而影响和劝化我国民众以达到以传教辅助侵略的目的。他们逐步站稳了脚跟，例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等人还先后进入北京钦天监供职。我国自十三世纪以来，一直采用郭守敬历法，相沿日久，推算有误。利玛窦就利用中国历法存在的问题，开始制定新历法，邓玉函、汤若望等继续进行。清政府建立后，出自改朝换代的需要，于顺治二年(1645)采用了他们所创制的新历，称为“时宪历”，此时入掌钦天监的汤若望还被赐号“通玄教师”。顺治皇帝福临对之宠信有加，而汤若望也借此出入宫廷，结交权贵。传教活动自此甚为频繁，沿海地区自不必说，甚至内地也建立了教堂，招收了众多的教徒。到康熙朝晚期，也就是程廷祚活动的年代，全国已建立教堂近三百座，受洗教徒近三十万人。仅以京城北京一地而言，就有教堂三座、公学一所。三座教堂每年剥削中国人的款项达十八万法郎之多。至于各省传教士更是广置田产，开设字号，巧取豪夺，横行不法。这些传教士虽然也传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表面上也似乎遵守“天朝”律令；其实，刺探机密，盗窃情报，甚至干涉中国内政，插手朝廷立嗣，因而也受到朝廷的禁抑。如康熙帝玄烨尽管一度任用过传教士徐日升、张诚、白晋等人，但后来也终于认识到“海外如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东华录》卷二十四)，从而禁止他们进行传教活动。此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朝，也曾一再重申禁止传教的命令，尽管京城传教士有所减少，但在全国各地依然为数甚众，尤其是一些官吏和士人对传教士的罪恶用心仍然缺乏认识。在此背景下，程廷祚乃有《忧西夷篇》之作。
这篇五古虽然只有四十二句二百一十字，但却反映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如前所述，在诗人活动的年代，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传教为手段而意图蚕食我国的局面，作者对这一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切的忧虑。这些，都在诗篇中有所表现，题目着一“忧”字，正反映了作者是“识者”之一，对这一局面是十分关心也十分焦心的。首四句即点明处在“天西极”的“欧罗巴”何以从“迢迢”千里之遥“飘然”而来中国；这岂是无缘无故的么?当然，他们口口声声是来朝拜“圣人”一一“天朝”帝王的圣德。然而，作者并不相信这一冠冕堂皇的说法，用一“似”字即表明诗人对他们“飘然”而来的动机是有所怀疑的。五到八这四句，则以鼻高、髭多、眼凹来描写他们的形貌与我族不同之处，真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了；又以“算法”概括“欧罗巴”人之“多智”，也十分精当，在传教士输入的西洋科学技术中，也的确以天文历算最为我国朝野所重视。九到十二这四句，借传教士输入的某些器物加以发挥，称这些器物无非是“淫巧”而已。这些表明诗人认为这些器物虽然奇巧但却无益，只是供人玩赏的“玩好物”，从“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观念来看，这些“淫巧”实不足称道。但一些“寡识”之士却惊叹于它的奇巧，不惜以高价收买，而使这些“欧罗巴”人获得巨额利润。诗人在慨叹之中显然寓有贬斥之意。十三到十六这四句，承前四句而来，进一步指出他们这种“淫巧”不仅仅表现在制作“玩好物”上，而且也表现在制作“残忍”的“火器”上。这些“欧罗巴”人更是无遗无隙地深探穷究杀人武器的制作技巧。即使他们以所掌握的“绪馀”——次要的“火器”来对付我们，我国也无以抵制。这表明诗人对“西夷”的侵略武力是有足够的认识的。十七到二十这四句，更从他们“沉思”、“深藏”的表现，推侧他们的“来意”以及“守默”的用心，必然不是“为人用”而是另有企图的。二十到二十六这六句，则具体揭发出他们“叵测”的来意以昭示国人。他们在“懋迁”的幌子下，从绝远地方驶来商船，贩运买卖，其实是包藏着侵略我国的“祸心”的。诗人还以西班牙侵略者强占吕宋为属国的具体事实坐实他们这一“祸心”。二十七到三十这四句，则抨击西洋的丑陋习俗，嘲讽他们普遍沉溺于夜生活，对于“生女”先行“上纳”的初夜权更是予以谴责。三十一到三十四这四句承上而来，这四句讲的是“火葬”，从我国一向重视入土为安的“上葬”观念来看，这自然是令人“心衋”(xí伤痛)”的。三十五到三十八这四句，诗人更是大声疾呼：这些非我族人究竟来做什么?为什么要长年累月地住在我国?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极大的物质利益，又何忍离亲别友不远万里而来?最后四句则是回答上面的疑问：他们决非仰慕我国的圣贤，也非重视我国的礼乐。因此，诗人呼吁最高统治者要识别他们“叵测”的“来意”。总之，诗人一心想把自己对“西夷”侵略的忧虑告诉广大人民，告诉朝廷在位者，因而全诗写得通俗易懂，很少用典，即使化用既往诗句，也极自然，不露痕迹，如最后两句显然是从《诗·大雅·皇矣》首四句“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化来，但已同己出，明白如话而十分妥贴。其次是叙事之中夹杂议论，用已经发生的事实作为自己“忧”虑的佐证，使得作品的抨击力量更其沉重，如以西班牙占领吕宋岛为例揭发殖民主义者的“祸心”，就令其无可辩驳。
张应昌《清诗铎》云：“是诗在夷乱华八十载前，已见其端。”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更将“西洋夷人”侵华的年代加以排列，说：“香山县澳门之有西洋夷人，自(明)嘉靖十四年(1535)始。西洋夷人之聚居于澳，自(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始。……我朝(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始来通市，雍正七年(1729)后互市不绝。嗣是一再来朝，均不克成礼去。乾陵间，程启生征君(廷祚)《忧西夷篇》云云。……盖夷人狡黠，百年前已见其端矣。”这两则记叙都肯定了这篇诗作对“西夷”的“祸心”早有惊觉。其实，诗的作者程廷祚的惊觉不仅表现在这首五古中，而且表现在他们传奇《莲花岛》中。此则鲜为人知，即使卷帙浩繁的《清诗纪事》也未曾言及。程廷祚此剧虽未见传本，但乾隆年间金兆燕曾经读过，并为之作序。程廷祚文集中还有《莲花岛记略》一文，题后自注云：“后演为传奇，与此颇异”从这篇文章亦可窥知“传奇”大意，依然如同这篇五古一样，是谴责“自称天主耶稣相传”的“泰西游蚕图”的侵略行径，揭发他们“善作炮火兵器”、“乘巨舰行劫海上”的海盗作为，颂扬抵抗侵略取得胜利的高正乾、唐楚材等人物。总之，如能与《记略》一文同时阅读这首五古，当更能了解当时的局势，也更能深切地理解诗人唤醒国人的良苦用心。自然，诗中也夹杂有某些狭隘保守的观念，如对“火葬”的见解就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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