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达德
［原文］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1］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注释］
［1］昆弟：兄弟。
［译文］
天下共通的人伦之道有五种，用以做好它们的德行有三样。这五种人伦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三样重要的德行是智、仁、勇。做好它们的核心都是一样的。从“知”的起点的角度看，有的人天生聪慧而知道，有的人通过学习知道，有的人碰壁后发现问题知道，而最后是一样地知晓大道。从“行”的终点的角度看，有的人安于此道就去做，有的人看到其中的好处而去做，有的人因为外在的原因勉强自己去做，而最后是一样地获得了成功。
［通解］
关于“所以行之者，一也”的“一”，有两种解释。
朱熹认为，这个“一”，就是指后文谈到的“诚”。“诚”是《中庸》中总结的修身之根本所在，所以说要践行智、仁、勇的品质，根本在于“诚”。这样解释，意思很通顺，这是从文章思想内容的角度来推断的。
清代的王引之在《经义述闻》里提出：“一”字是衍文，原文应该是“所以行之者也”。首先，本章前面已经说了一次“行之者三也”，后面又说“所以行之者也”，是指“三达德的作用是用来践行五达道的”。其次，像《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里有“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汉书·公孙弘传》里有“仁、智、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也”，都没有“一”字。这是以其他文献旁证的角度来推断的。
◎五伦与三德
《孟子·滕文公上》讲：“圣人有（又）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天命赋予了人间五种基本的人伦关系。任何一个在这世上生活的人，都生活在这五种人际关系之中，而且缺一不可。
当然，如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造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去投资……”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陌生人社会”，我们日常所接触的“陌生人”的比例越来越高，由此有人提出：儒家“五伦”的说法是不是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了？
对此我们要指出，要应对这种人际关系上的新变化，显然需要比以往的“熟人社会”更加注重法制与制度的建设。不难发现，法律和规章能给社会标上线，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于侵害他人的不法行为给予惩戒，但人与人之间心理的交互、人情人心的炎凉则是这些所无法触及的。儒家思想对于我们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可能比以往更加具有现实意义：首先，“五伦”也只是指不同人伦之间有不同表现，我们对待陌生人必不可能如同对待父母妻子一样亲密无间，“五伦”与“陌生人社会”的现实并不矛盾；其次，儒家讲“仁者爱人”，这即对天下人的普遍之爱，儒家思想从未忽视过这一点；再次，“五伦”讲“朋友有信”。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孔子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本就不等于“熟人”，而是强调彼此之间有共识、有共同的志趣。“陌生人社会”更需要靠友爱、信任与共识凝聚人心，避免陷入“他人即地狱”的互害的境地。
在后世，尤其是经过宋代理学家的阐释后，仁义礼智，或仁义礼智信，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相比之下，在先秦与两汉时代，儒家更强调的还是智、仁、勇“三达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包括为给楚国求援而哭于秦廷七日的楚国大夫申包胥，也曾说过：
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国语·吴语》）
儒家推崇的优秀品德有很多，但智、仁、勇这三者是为当时儒家推崇的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最为基本的品质。
人生天地间，需要时时秉持这三种“达德”，缺一不可。单纯的“勇”几乎没有意义，“既仁且智，是谓成人”，勇而不仁不智，即陷于“暴”；单纯的尚“智”，可能沦为诡谲，同非儒家所倡；单纯的崇“仁”好礼，不能与时推移，宋襄公泓水之战的失败便是最直接的镜鉴。
◎通向成功的三条路
我们已经多次说到，儒家思想承认人有高低层次之分，但只要通过主观努力，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论语》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说法：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人的资质高低。包括孔子也说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孟子从这个角度来评论古代帝王：
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
尧舜即是天性良善、天生圣人，他们爱民是出于本性。商汤、武王通过战争推翻恶政，拯救天下苍生，他们的爱民是意识到了“爱民”是正确的并且去身体力行。而春秋五霸能称霸天下，也要借助“爱民”的名义，在实际的行动上，也必然需要做出爱民的行为来。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这就是“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的区别。
相对再差一点的，就是“困而知之”，在遇到困境之后，才意识到上进的重要性。就像我们熟知的少年周处的故事：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世说新语·自新》）
周处为害乡里，被人认为比水中蛟龙、山中猛虎更可怕。周处在终于意识到自己被乡亲们仇恨后，拜会名士，发奋努力，终成一代良臣，名垂青史。所以说从起点的角度来讲，这三种情况虽然起点高低不同，但最终“及其知之”都是一样的，都有机会走上人生正道。而在这些之下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困而不学”，遇到问题也不去改进，得过且过，麻木不仁，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以学习和工作为例，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学习者自身很清楚“学习”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感受到了满足自己好奇心与个人成长所带来的幸福感，喜欢自己的“工作”，知道这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理念的必然过程；其次则是看到了用心“学习”和“工作”对自己的有益之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好的未来；再次则是虽然不清楚“学习”和“工作”的意义，也认为这个努力的过程充满辛苦，但依然按照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去努力学习、尽心工作。这三种情况虽然在认识上有高低不同，但最终“及其成功”都是一样的，都有机会成为人生的成功者。而在这些之下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庸人”：
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孔子家语·五仪解》）
心里没有坚持的原则，口里说不出有益于人的话来，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值得学习、追随，也不知道磨炼什么作为立身之本。小事上聪明而大事糊涂，分不清哪个更重要；凡事随波逐流，不明白该坚持什么。这样的“庸人”并不鲜见，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往哪里去。
［原文］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译文］
孔子说：“好学不倦就接近‘智’了，努力行善就接近‘仁’了，知道羞耻就接近‘勇’了。知道了这三点，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了；知道怎样修养自己，就知道如何治理集体了；知道如何治理集体，就知道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了。”
［通解］
通过之前与《孔子家语》对比，我们知道这一段前面原有哀公的问话：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也。”
针对孔子在前面说的，智、仁、勇是为人最重要的三种品德，哀公认为这三者并不容易做到。本段就是孔子对此的回答。陈立夫先生对此评论：
好学非智，然足以破愚，故近于智；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故近于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故近于勇。
好学、力行、知耻虽然不等于智、仁、勇，但是好学就可以使人头脑清晰，破除愚昧；力行就可以使人眼界开阔，不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知耻就可以激发人上进，力争上游。所以说在好学、力行、知耻上面下功夫，就越来越接近智、仁、勇的品质了，这是修身的起点。之后才可以讨论如何平治天下，正如《大学》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下文便是哀公问孔子如何平治天下的问题。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