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明代文言小说·明中期文言小说

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文言小说·明中期文言小说

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书要求禁毁小说。统治者对意识形态控制的强化，使文言小说创作在随后约半个世纪里出现了空白。直到成化末年，某些笔记中才开始出现若干类似小说的记载，弘治、正德时始有些志怪小说相继问世。祝允明(1460—1526)《前闻记》里的《义虎传》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它表现了对为富不仁以及道德堕落世风的揭露与抨击，篇中关于“富子”的奸诈狠毒以及“窭子”夫妇劫后重逢庆幸心情的描述也十分细腻逼真。祝允明《语怪》中的《桃园女鬼》《常熟女遇鬼》等篇，也是情节完整描写较细腻的作品。陆粲的《庚巳编》是此时重要的作品集，书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志怪且格物的记载，但也有情节完整、描摹细腻的小说，如描写徐鏊与神女结合又分离的《洞箫记》。还有一些如《张御史神政记》《临江狐》，既志怪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守银犬》则以独特的构思塑造了一个守财奴形象，准确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商人的生活、心态及其经营。不过，当时志怪小说内容多是记神佛、妖精、物魅、幽冥、奇闻等事，藉以陈祸福、申劝惩、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与因果轮回报应的“丛残小语”，精心编撰的情节完整、人物形象较为分明的作品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而已。

此时明人笔记中开始出现一些描述朝野掌故、里巷传说、民风习俗以及士流言行的逸事小说，它们一般混杂于记录史实的文字，数量又较少，还有不少性质又似此似彼。那些作者的初衷是补正史之阙，其作之所以被称为逸事小说，只不过是因为载录的内容具有较生动趣味的情节而已，而在当时敢于顶着“人皆哂之”(曹安《谰言长语题记》)的压力去记述琐事轶闻确还需要有点勇气。幸好，与读者长期隔绝的某些宋人笔记如《容斋笔记》，此时重又刊印行世，使那些作者得到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祝允明曾写道：“若有高论者罪其缪悠，而一委之以不语常之失，则洪书当先吾而废，吾何忧哉! ”(祝允明《志怪录自序》)陆深叙创作《金台纪闻》缘由时就以“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作辩解(陆深《金台纪闻题记》);陈沂撰《蓄德录》则称：“虽有不伦，而取善之意不以人废，有信以终齿者，虽细亦书正，孔子所谓有所试之矣。”(《蓄德录题记》)自这些人重开载录琐事轶闻的风气后，类似的著述便层出不穷。

逸事小说由记录史实的文字脱胎而来，因此较偏重于真实性，那些作者多为一时名士，既可出入官场，又能接触里巷传闻，故而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世态风貌。就涉及官场的文字而言，歌功颂德者自非少数，但也不乏揭示庄严帷幕后面真相的讽刺描述，如阙名的《嵩阳杂识》、文林的《琅琊漫钞》、陆容的《菽园杂记》中都有这样的记载。逸事小说中有不少是关于里巷传闻的记述。百姓生活中时常会发生一些越出常理或令人惊讶的事件，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被渲染得更为离奇，情节也愈发丰满曲折，引起某些文士的注意后便被载入著述，如祝允明的《猥谈》、黄瑜《双槐岁钞》中的某些记载，那些故事劝善惩恶的意味也较浓。还另有一类是掇拾名人雅士在品行、言语、举止、性情等方面轶闻隽语的文字，其语言较精练，篇幅也甚短小，如沈周的《客坐新闻》、陈沂的《蓄德录》、王锜的《寓圃杂记》等作品中，均可见这样的文字。这些描述形似《世说新语》，且又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是记载明代名人雅士的轶闻隽语，与时代基本平行;其二是散见于各种笔记之中，与志怪、杂述、考辨、议论等文字混杂在一起。此时笑话类作品也在前人著述影响下问世，最典型的便是陆采(1497—1539)仿效托名苏轼的《艾子杂说》而写成的《艾子后语》。

弘治、正德年间，寓言小说也是文言小说创作中的重要门类。这些作品在立意、形式、情节、结构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模仿前人的痕迹，但又常加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感受，对当时某种世态人情有较强的针对性。萧韶的《桑寄生传》是其中较别致的作品。此篇叙桑寄生由平民而遽登高位，最后终因溺于逸乐奢荡而卒，其立意与结构与唐人《枕中记》有几分相似，篇中喜欢插入诗歌，却是《剪灯新话》之遗风，作者又特别强调沉溺女色的危害，意在批判当时渐至颓唐的世风。作品篇幅不甚长，但竟巧妙地嵌入近百个药名，显得格外别致。陆奎章的《香奁四友传》也属模仿前人的“游戏翰墨”(徐淮《题香奁四友传后》)一类。“四友”指金亮、木理、房施与白华，即镜、梳、脂与粉，每物各一传。作者后又为周准、齐铦、金贯与索纫，即尺、剪、针与线各立一传，分别称《四友前传》与《四友后传》。作者以拟人化手法描写以上八物，借以讽喻、批评社会上的某一类人，故又宣称：“去其所以损者，以就其所以益者，则于纪纲之首、风化之端，尚亦有功焉。”(陆奎章《香奁四友前传序》)马中锡的《中山狼传》融戏剧性、哲理性于一体，它以狼与东郭先生的生死存亡为背景，通过一系列变故迭出、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阴险残忍的中山狼与仁慈得迂腐可笑的东郭先生这两个鲜明典型的形象。很明显，作者写中山狼是为了揭露社会上那些贪婪凶残、忘恩负义之徒的本性，如此严肃的主题绝非游戏笔墨所能表现。董玘的《东游记异》对现实的批判要激烈得多，它着重描写人屈服于兽的淫威，衣冠者流纷纷向老狐吊丧的丑恶景象，借以影射当时炙手可热的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塑造了一只群狐的后台——“上帝命之掌百兽焉”的“白额虎”形象，将批判矛头直指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统治集团。

正德年间，陶辅“较三家(《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与《效颦集》)得失之端，约繁补略”写成《花影集》(陶辅《花影集引》)，20篇作品中多数或为夫子自道，或为史传实录，但也有出色的杰作。其中，《心坚金石传》是一曲凄婉的爱情颂歌，荒淫无耻、肆虐残暴的蒙元统治者硬将李彦直、张丽容这对情人拆散、逼死，而作品结束时，作者以奇特浪漫的构想，进一步突出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他们的尸首被焚烧后，各自炼出色如金、坚如玉的对方雕像。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又被改写成通俗小说更广泛地传播。《刘方三义传》也同样脍炙人口，后来它被《情史》《古今情海》与《玉芝堂谈荟》等多部作品收录，《醒世恒言》卷一○“刘小官雌雄兄弟”也是据此改编而成^①。该故事颇有传奇性：刘方十二三岁时女扮男装，随父扶母丧还乡，途中父死，开酒店的刘叟无后，遂认刘方为子，后又收留携父母骨灰回乡的刘奇为子。刘叟夫妇死后，刘奇、刘方勤于业，成为一乡首富。最后刘奇发现刘方是女子，两人结为夫妇。可是当写到本该发生感人高潮时，作者却生硬地搬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儒学说教匆匆收场。“关世教、正人心、扶纲常”(张孟敬《花影集序》)，这就是陶辅的创作倾向。

从成化到正德数十年间作品不多，但创作呈加速度发展态势，质量也迅速提高。此时创作或较偏重实录，希望以此补史家阙略;或视为蓄德之助，意在裨补世教;或借创作讥刺世事，寄寓感慨;或遇事可记，随笔录之。这表明多数作家尚不能正确地理解小说的性质、功用与地位，但都一致地肯定小说的存在价值^①。作家多为当时名士，其鼓吹与倡导使文言小说创作复苏并较快地形成一定声势。这些作家一半以上是江苏人，多数又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的苏州地区，正表明创作复苏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与当时当地社会生活的发展水准紧密相关^②。

在随后的嘉靖、隆庆两朝五十余年里，舆论环境逐渐宽松，印刷业进一步发展，此时前代一些重要作品终于出现了明代刻本。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率先据宋本刊刻《世说新语》(据袁褧《重刻世说新语序》)，嘉靖二十五年(1546)洪迈的《夷坚志》出现第一个明刻本，但已无全本传世^③，嘉靖四十五年(1566)《太平广记》谈恺刻本问世(据谈恺《太平广记序》)。陆采于嘉靖初年编刊《虞初志》(据《虞初志》卷一《续齐谐记跋》)，入选作品均为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且除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外，其余悉为唐人小说，唐传奇中的精品都已收录。当唐传奇与六朝志怪都已较广泛传播时，在引起的社会反响中却可以明显看到一种双重标准。人们阅读时多偏爱唐传奇，但作家却更乐意描述志怪故事。陆采《冶城客论》93篇作品基本上都在讲述狐精鬼神与奇闻异事，仅有《鸳鸯记》略具传奇规模。杨仪《高坡异纂》共收作品50则，唯有卷下《娟娟传》^④为传奇体。闵文振《涉异志》的内容一如书名所示，40则故事全都言神志怪。此时的传奇小说中，陆采的《鸳鸯记》叙述秀才郑卿与施家大媳妇范氏相爱私通的经历，人物形象刻画并不鲜明，但以肯定态度描述婚外恋却颇引人注目，作者的大胆只能用当时的社会风气来解释。这表明此时传奇小说的复兴并不只是对以往创作的简单模拟，而是作家们借此反映现实生活的结果。杨仪《娟娟传》的大部分篇幅叙述书生木元经因梦结缘，与娟娟成为恩爱夫妻的经过，结尾则是木元经新婚不到一个月，就被召去督运皇木，待他回京时娟娟已因思念成疾而死。小说情节奇幻，对新婚夫妻生离死别的描写也哀婉动人。杨仪叙述故事时具体注明各情节发生年月，其意似在强调实录性，但在客观上却让读者明了，嘉靖帝登基后大兴土木建造楼阁园囿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蔡羽的《辽阳海神传》描述了商人程宰在辽东的奇遇。他经商失利，却有缘与海神相恋，并在她指点下屡获暴利。这类故事体现了势力膨胀的商贾要求按照自己的思想观念重新造神的愿望，同时又以神话色彩装点了他们探寻经商规律的努力。作者佚名的《保孤记》也是此时较重要的作品，它叙阁臣夏言死后其遗腹子的离奇经历：出生后屡被暗算，亏得义仆忠心护卫才免遭毒手，在长大成人后终于回夏家认祖归宗，其间的曲折与“赵氏孤儿”故事有几分相似。此篇文笔朴实，但人物形象刻画、气氛渲染等方面都较逊色。作者着意于头绪梳理，且特意注明各事件发生时间，传奇性全靠经历离奇体现。这篇小说在明中叶后传奇小说创作从无到有的过程中起了路标作用，它表明有些人以实录为起点，描述现实生活中较复杂曲折的事件，而作品经敷演增饰后逐渐变成传奇小说。类似作品又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的《阿寄传》，它就是《醒世恒言》中《徐老仆义愤成家》的故事原型。

在嘉靖、隆庆朝，逸事小说创作状况基本上同于上一阶段，但世风日下的状况更严重，有些作品的批判性也就甚于以往。此时逸事小说多散载于各种文集，相比之下，何良俊(1506—1573)专叙历代士人隽语轶事的《语林》就显得十分醒目。它明显受《世说新语》影响，全书共38门，与后书不同者仅多出“言志”、“博识”二门;又仿刘孝标之例，援引三百多种典籍笺释正文，并注明出处。何良俊也有自己的创造，每门前都有小序，说明本门记事宗旨，有些条目后还加按语或辩证，都成为《语林》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林》所记内容起于两汉，止于宋元，共两千七百余条，素材虽采自历代典籍，但经取舍、剪裁、润色并按一定次序编排之后，已形成统一风格，非杂抄众书者可比。这部作品专记古事旧闻，作者有感于“今习俗已渗漓”(《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所以通过大量素材的筛选与编排，寄寓了自己对现实的感慨与批评(文征明《语林序》)。几乎同时问世的又有王稚登的《虎苑》，从历代典籍中采录有关虎的记载128条，分“德政”、“孝感”等14门，虽是言虎，宗旨却在劝讽世道(王稚登《虎苑序》)。

嘉靖中期以来，围绕一专题汇编前人有关描写的作品集相继问世。王文禄将历代应对敏捷、遇事多谋善断的故事编成《机警》，后来又编撰《龙兴慈记》，所载均为神化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故事。王世贞(1526—1590)收录历代剑侠小说精品33篇编成《剑侠传》，其中包括《虬髯客传》(改题为《扶余国主》)等唐传奇杰作，那些故事扑朔迷离又神秘莫测，剑客的侠肠义胆与锄暴除恶亦甚快人心，因此问世后屡被翻刻。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集中描述有关杭州西湖的传说以及史实、风俗，记叙杭州街道桥衢沿革的《委巷丛谈》最富小说意味，而《幽怪传疑》则全为志怪传奇故事。杨慎(1488—1559)的《丽情集》也是专题性作品集，该书“采取古之名媛故事，间加考证而成者也。以缘情而靡丽故名之”(李调元《丽情集序》)。题材虽偏于纤弱，但也颇受一部分读者欢迎。此外，顾元庆专叙元末画家倪瓒故事的《云林遗事》、黄姬水汇编历代高洁之士安于清贫事迹的《贫士传》等也都属此类。这类作品便于读者集中了解某一方面故事，它们的成批出现引起人们对以往小说的兴趣。

除专题性作品集外，本阶段中期后还出现一些题材较广泛的前人作品汇编本，其中陆楫编辑的《古今说海》较早问世。此书共142卷，分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四部，其中说渊部集中收录64篇传奇，除宋人与明人各两篇外，其余多为唐人小说的名篇。然而陆楫收录时往往裁篇别出，巧立名目，开始了明后期小说丛书编纂中“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的风气^①。王世贞的《艳异编》采自古今志怪以及唐宋元明的传奇、笔记、杂说等作，四十卷本共收作品361篇，唐传奇中的精品几乎均被收录。“艳”与“异”是作者选编标准，即收录描写爱情与灵怪的作品，由于这两类内容涉及面较为宽泛，故又进而细分为17部。可是该书选录不甚注意文体和文学性，显得有些驳杂。顾元庆编纂的《顾氏文房小说》共收40部作品，大多为六朝志怪、唐宋传奇以及一些笔记小说。接着他又编纂《广四十家小说》，所收除少量前代志怪与传奇外，其余作品均带有野史、杂谈性质。此外，胡应麟(1551—1602)曾编辑《百家异苑》，自称是“戏辑诸小说”而成，目的则为“作劳经史之暇，辄一批阅，当抵掌扪虱之欢”(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此书虽因不曾刊刻传播而未对创作产生影响，但对历代小说的系统梳理，却为胡应麟后来成为重要的小说理论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① 参见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① 参见许浩《复斋日记序》、侯甸《西樵野记题记》、黄瑜《双槐岁钞自序》、祝允明《志怪录自序》、陆深《金台纪闻题记》、曹安《谰言长语题记》、李翰《容斋随笔序》等。② 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六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③ 参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④ 该作品本无篇名,现暂以篇中女主人公名为题。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破<唐人说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