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其他资料·其他史籍
1.《资治通鉴》
这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403),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记载了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包括三部分,即正文294卷、目录30卷,是《资治通鉴》的提纲;考异30卷,辨证有不同记载的各种史事。原来都是单行本,经宋元间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分门别类整理,把它们分注在《资治通鉴》之内。全书以朝为纪,共分16纪。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有密切关系的有《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蜀、吴、后魏、北齐、北周没有专纪,而在叙述魏晋南朝史实过程中,将这些朝代的史事穿插其中。就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而言,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是编年。这一时代并无专业作家,他们多在朝中任职;有些帝王大臣本身就是文学家,他们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多记载在史书中,这些活动又与他们的创作有相当的关系。了解这些活动的背景,对研究他们的作品有直接帮助。以永明十一年(493)萧子良、王融参与的宫廷政变为例,这件事在《南齐书》《梁书》《南史》等正史中记载虽详,但却分散在各个纪传中,而《资治通鉴》则取舍剪裁,都系于永明十一年。这样,各种人的政治态度便一目了然。这部书另一重要价值是网罗宏富、信而可征。以往正史本纪也采用编年体,但仅以帝王为中心。《资治通鉴》则扩而广之,举凡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人员变迁等都有记载,加之它绝不是本纪的扩大,而是“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然烟海”(司马光《进书表》),这是正史无法替代的优点。不仅如此,编者还对这些史料考订辨析,“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①。因此,此书就不仅仅是资料的客观堆列,而带有研究考订的性质,视之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的考史专著,殆不为过。
2.《东观汉记》
这是以纪传体撰写的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43卷,分纪、表、志、传、载记等五部分,记事起于光武帝,终于灵帝。东汉刘珍等著。此书在流传初期颇为世人所重,人们把它与《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但唐时已有散佚,至元代已无完篇传世。至清初始有姚之骃辑本,但采辑有限,且编排未精,而四库馆臣所辑较为完备,成24卷。问题是人物事迹编排失次,而且不注出处,难以复核。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在前人基础上又辑出数百条遗文,而且又利用各种资料比勘互校,并对人物事迹重新编排,成22卷,其中纪3卷,表1卷,志1卷,传15卷,载记1卷,散句1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部新辑本对每条材料都标注出处,纪传中人物一般按年代先后排列,以人成篇,尽量恢复原貌,使本书的辑佚工作日臻完善。因为这是较早的一部后汉史书,为当时人所著,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魏晋以来修撰东汉史籍,许多材料取自《东观汉记》,所以,此书具有重要的考订史实的作用。
3.诸家后汉史书
在《东观汉记》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后汉史书,可考知的多达十余种。除晋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流传至今外,尚有吴谢承《后汉书》130卷、晋薛莹《后汉纪》100卷、晋司马彪《续汉书》83卷、晋华峤《后汉书》97卷、晋谢忱《后汉书》122卷、晋张莹《后汉南记》55卷、晋袁山松《后汉书》100卷、晋张璠《后汉纪》30卷、宋刘义庆《后汉书》58卷、梁萧子显《后汉书》100卷等。袁宏《后汉纪》效仿荀悦《前汉纪》,把东汉195年大事编在11帝纪中,起于刘秀称帝建武元年(25),终于曹丕废献帝代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共30卷。此书早于范晔《后汉书》数十年而与范书并行于世。《史通·古今正史》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两书在史料方面可以互相参证。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在辑佚校勘方面较旧本为优,且后附录《后汉纪佚文》《袁宏传及其轶事》《历代著录及杂论》及《叙跋》,较有参考价值,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其余十书,刘义庆、萧子显两史已全佚于隋唐,因刘知几《史通》已无片言论及,且今已无存残文剩字。另外八书虽也散佚,但从各种古注、类书中还可略窥其梗概。周天游在清代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基础上再作爬梳,重新整理而成《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足资参订。
4.众家晋史
在初唐修撰正史《晋书》之前,从晋到南北朝编撰《晋书》的人很多,前后二十余家,或用纪传体,或用编年体,至初唐还在流传,时称“十八家晋书”。自唐修《晋书》问世后,其他《晋书》都散佚不传。不过,残籍零笺仍不绝如缕。研究两晋文史,这些残篇亦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清代汤球、黄奭分别在《广雅丛书》和《汉学堂丛书》中印有晋史辑本。汤球“读史用力于《晋书》尤深,广搜载籍,补《晋书》之缺,成书数种”(《清史稿·文苑传》)。较重要的首推《九家旧晋书辑本》,包括臧荣绪《晋书》、王隐《晋书》、朱凤《晋书》、虞预《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谢灵运《晋书》、萧子显《晋史草》、萧子云《晋书》、沈约《晋书》。《九家旧晋书辑本》现有杨朝明校补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黄奭《黄氏逸书考》、陶栋《辑佚丛刊》、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毕沅《经训堂丛书》、王漠《汉唐地理书钞》等也有相当可观的晋史辑本,乔治忠曾参考前人辑本,取其编年体晋史,重新辑录了习凿齿《汉晋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晋惠帝起居注》、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徐广《晋纪》、郭季产《晋录》、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王韶之《晋安帝纪》、刘道荟《晋起居注》、李轨等《晋各朝起居注》等,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亦为晋史研究提供莫大便利。
5.《建康实录》
这部书记述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史事,因六朝皆建都建康,故以为名。全书20卷,吴至宋顺帝之前,用实录体,即编年记录,但宋顺帝后又改用纪传体,宋齐统称“列传”,梁又分《后妃传略》《太子诸王传略》《功臣传》,陈又标《陈朝功臣传》,体例不纯,是一大问题。又,记吴、晋、宋三朝较详,记陈较略,记齐梁最为疏简。这是编撰方面的问题。但此书对研治魏晋南北朝历史与文学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一)补充史实,订正误说。有不少史料出自正史之外,是本书一大特点。如东晋著名诗人许询,晋简文帝称其“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可是他既不见《晋书·隐逸传》,亦不载《文苑传》,其事迹仅散见于孙绰、郗愔、谢安、王羲之等传中。而本书卷八则列有专传,颇为详尽,可以补他书之不足。又与许询并称为“一时文宗”的孙绰,《晋书》本传说“年五十八卒”,没有指出具体卒于何年,因此,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的人皆未能考定他的准确生卒年。而据本书卷八明确记载孙绰卒于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由此可以推知孙绰生于晋憨帝建兴二年(314)。又如《晋纪》和《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由于他的生卒年《晋书》本传没有记载,因而历来无法考知。而本书卷七则明载:咸康二年“三月散骑常侍干宝卒”。咸康二年即公元336年。(二)保存唐前大量地记史料。自隋灭陈至本书作者许嵩生活的唐肃宗时代,还不到二百年,不少六朝遗迹濒于湮废。本书则有意记录了这些古迹。古诗中常常叙及的建康宫、苑城、台城、华林园、乐游苑、青溪以及陆机宅、光宅寺、同泰寺等,本书均有记载。(三)具有辑佚价值。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罗宏富,但未能利用此书辑佚,故遗漏不少。如《全宋文》可补辑宋文帝《赠殷景仁常待司空诏》、江夏王刘义恭《率百官请奏封禅事奏》、顾法秀《对制问》等;《全梁文》可补辑裴子野《宋略传论》十余则。据统计,此书引唐初及唐前典籍达五十余种,有几种甚至为两唐《志》所未著录。这些书除少数今存外,余皆亡佚。这些有不少为清代辑佚家所忽略。有鉴于此,张忱石汇集众本,详加校证,并汇集历代著录及清代以来诸种提要序跋,资料较为丰富。其点校说明详尽论述了本书的特点、价值及其阙失,是一篇很重要的参考文章。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6.《华阳国志》
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共12卷,约十一万字,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地方志,记载了从远古到公元347年间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人物、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以写《陈情表》而著名的李密是西蜀人,他的生平材料除见于《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裴注及《晋书·孝友传》外,还有就是这部《华阳国志》了。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知道,他确实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曾著有《述理论》10篇,为皇甫谧所称赞。又如前四卷记载四川、云南、贵州地区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乃至名宦的政绩、各县的大姓等,内容极为丰富,可补正史之不足。又如中间五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本书还保存了许多古代传说,如蜀之先王有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又有力能排山的五丁力士,为蜀之佐,秦惠王时,遗蜀之五石牛,诡称可以屙金。蜀王遣五丁力士开山路迎它们至蜀,秦军随其后,方灭蜀,后人因称其路为石牛道。这些神话或传说,常常成为后来诗人喜爱引用的故实。本书明清刻本、抄本多种,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参校诸本,训释考订,又附有示意地图五幅及附录四种:《华阳国志佚文》《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索引》《本书校注辑佚引用书目及简称》以及吕大防、李序,巴蜀书社1984年出版。此外,任乃强先生有《华阳国志校注图补》,卷帙较大,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乃是较见功力之作。
7.《高僧传》与《续高僧传》
梁惠皎《高僧传》14卷,是我国现存佛教传记中最早的一部。记叙了自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梁初天监十八年(519)间的高僧257人,另附见二百余人。由于当时南北对峙,所记南北部分多为江南诸僧,北方高僧只有僧渊、昙度、昙始、玄高、法羽和附见者四人。全书分为10门,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每门之后系以评论。本书史料价值主要有:(一)补充新的史料。如《世说新语》涉及晋僧20人,见于《晋书·艺术传》者仅有《佛图澄传》,而绝大多数都在本书中有记载。譬如支遁在当时负有盛名,《世说新语》有四五十处记载。而《晋书》无传,本书则有其长传。又竺法深亦有名当时,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却说:“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而本书亦有详载,知其名潜,晋丞相王敦弟,年十八出家。又庾法畅,见于《世说新语·言语》。刘注:“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本书有详载,可以考知姓康,不是庾姓。(二)考订作家行年与作品系年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自晋以来,上自帝王贵胄,下至平民百姓,与僧侣交往日益频繁,许多作家行年及作品系年都可以据本书考订出来。(三)有助于文学背景的考释,如陈寅恪《四声三问》这篇著名文章,很多材料取自本书。又如天监初年梁武帝宣布舍道事佛,并广泛译经,组织礼佛活动,舍身同泰寺等,正史记载非常简略,而在本书中多有具体记述,这对于研究梁代文学背景有重要参考价值。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30卷,是继《高僧传》而作,故其体例与慧皎书略同,亦分十科,改“神异”为“感通”,增加“护法”,合并“经师”、“唱导”为“杂科”。唯慧皎著书时正南北对峙,故详于江南而略于北方。本书著于唐代,天下一统,文献较备,搜罗亦广,这是优于慧皎之处。自序曰:“始梁之初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载。包括岳渎,历访华夷,正传三百四十人,附见一百六十人。”①本书对研究南朝陈及北魏、隋代历史与文学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如《全隋文》载释真观《愁赋》,其写作时间及背景不见正文及史传记载,唯见于此书卷三○《真观传》:开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羽檄竞驰。时元帅杨素以观名声昌盛,谓其造檄,既被严系,将欲斩决。“责曰:‘道人当坐禅读经,何因妄忏军甲,乃作檄书,罪当死不?’观曰:‘道人所学,诚如公言,然观不作檄书,无辜受死。’素大怒,将檄以示:‘是尔作不?’观读曰:‘斯文浅陋,未能动人,观实不作,若作过此。’乃指摘五三处曰:‘如此语言,何得上纸?’素既解文,信其言。”乃令作《愁赋》而释之。又《全陈文》载智文《格倩僧转输运力词》,严注:“智文未详。”而实际智文生平见于本书卷二一。又陈释洪偃,为当时有名的才僧,《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8卷,今不存一文。姚振宗作《隋书经籍志考证》未见本书,不能置辞。本书卷七有传,知道“洪偃俗姓谢氏,会稽山阴人”。风神颖秀,弱龄悟道,英词锦烂,又善草隶,“故貌、义、诗、书号为四绝”。“偃始离俗,迄于迁化,惟学是务”,“每缘情触兴,辄叙其致”,成二十余卷,“值乱零失,犹存八轴,陈太建年学士何㑺上之”。此即《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八卷书的由来。所有这些,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有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
这两部书,过去刻本不多。近世较为通行的是金陵刻经处刻本,题《高僧传》初集、二集,因后有《宋高僧传》《大明高僧传》,合刻为我国佛教史上四部佛教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又依《大正大藏经》本影印这四部书,题名《历代高僧传》,较便查阅。
此外,后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东汉袁康等辑《越绝书》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崔著有汤球辑补本,号称博洽。《丛书集成初编》本最易取阅。袁辑书名、卷帙乃至作者,争议颇多。请参见乐祖谋校点本附录及陈桥驿所作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注释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考异提要。① 又作331人。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考曰:“今考本书正传凡四百八十五人,附见二百十九人,与自序绝异,是当注意者也。”又,此序当系初成书之序,因为“本书记载,有至麟德二年者。卷四《玄奘传》,奘卒于麟德元年,明藏本卷二八《明导传》,麟德元年犹未卒。《昙光传》叙事称:‘今麟德二年。’又卷二五《法冲传》云:‘今麟德,年七十九矣。’其他卒于贞观十九年后,永徽、显庆、龙朔年间者二十余人,则是书实止于麟德二年,即宣公之卒前二年,距初成书之时,已二十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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