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互渗的两重性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互渗的两重性

所谓文学与学术互渗的两重性，主要是指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文人与学者身份的区分与一体化，(二)文学对学术的排斥与吸纳。

先看第一个方面。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着文人与学者身份的紧张关系。自从扬雄把文学作品比做“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之后，中国古代便形成一种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传统观念。一些文才很高的人如范晔、刘知几等，“常耻作文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这种鄙视文人推崇学者的观念到清初顾炎武那里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时，自从曹丕把文章抬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后，历代对扬雄观点进行批驳的也大有人在。汉唐之际文人的荣誉显然高于学者，盛唐时，则成了“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唐以后坚持文人高出学人看法的也不乏其人^①。历代文人的数量也高于学者，以致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不能不感叹“文人之多”。文人与学者的身份之争，可以说是“文苑”与“儒林”之争，它反映出古人对职业或事业、名誉等方面价值观的分歧。文人与学者的身份区别在清代以前是比较鲜明的，尤其是在唐代以前，文人兼学者的比较少。唐代一般有成就的诗人很少兼做学者。这种情况在宋代有所改变。

从宋代开始，文人与学者的身份出现一定程度的融合。宋代有一些人既做文人同时又做学者，比如北宋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既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也撰述了不少学术著作。这一点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所不能相比的。然而，由于宋代文人专注于学术的时间和精力有限，除史学与理学外，其学术成果(如经学、小学、考据学等)的整体性成就还显得不够丰富^①，说明学者的学术性和身份性意识并不强。这一点宋人无法与清人相比。清代学术虽然是继承宋代学术而发展起来的^②，但只有到了清代，一个人同时兼有文人与学者的身份才具有普遍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文人与学者身份的一体化是在清代完成的。汪辟疆先生曾指出：宋时“作者，惜多不学。荆公《字说》，腾笑千古;东坡经学，尤甚粗疏”。至于其他文人在学术上的空疏浅陋，更无论矣。而“近代诗家，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余，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清诗“虽与宋殊途，要足与学相俪，则又两宋诸诗家所未逮也”^③。汪先生这里主要是讲晚清诗人与宋代诗人的区别，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人与学者身份的一体化程度在宋代和清代有所不同，清代明显高于宋代。凌廷堪批评袁枚能文不能学是“自怯空疏论转严，儒林文苑岂能兼”^④。但就清代知识界身份的主导价值观而言，清人实际上是“儒林文苑多能兼”。晚清由于西学东渐，作家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作家的身份也出现某些转型，如康、梁、黄遵宪等以政治家的身份而兼文人^①，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同时也可以学者身份而兼文人。

清代文人与学者身份一体化程度较高，突出的表现为许多人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这一点仅从青年人身上就能看出，比如康熙时著名的年轻词人纳兰性德，其词哀婉悲伤，真挚自然，风格独特，被况周颐推尊为“国初第一词人”。同时，他又与徐乾学一起，搜集唐、宋、元、明以来的解经著作，校勘汇编成1781卷的《通志堂经解》，为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纳兰性德只活了31岁，如果假以时日，他在学问与文学上的成就实在未可限量。清代在文学创作和经学研究方面都具有精湛造诣的人比比皆是。康熙时的朱彝尊既是重要的诗家、词家，又是重要的经学家，他所开创的浙西词派在清代影响深远，而其皇皇巨著《经义考》更是清代经学考证的集大成之作。乾隆时的翁方纲、赵翼等，既是著名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史学家。大学问家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显示了极其渊博的学识。他同时又创作了独树一帜的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这部小说与《聊斋志异》一道，共同构筑了清代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晚清名流如沈曾植等，学问之博与诗文之妙也是前人难以匹敌的。

再看第二个方面。文学创作对于学问的态度，是排斥还是吸纳，这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在齐梁时，钟嵘的《诗品》里就讽刺过掉书袋的诗人是“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宋代严羽对宋诗的批判中，也有一条罪名“以才学为诗”。严羽认为诗歌创作以识为主，“诗有别材，非关书也”。有学者从版本学的考察中证明，严羽反对以才学为诗，但并不反对“学”^②，不过，就主要思想倾向而言，严羽反对写诗靠书本学问的观点还是很明确的。严羽的诗论在清代不乏发扬光大者，如王士禛的“神韵说”^①，而袁枚更是旗帜鲜明地在文学作品中排斥学术。他认为诗“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总之，他反对“将诗当考据作”^②。但从清代朴学与诗学关系的总体形势看，严羽一派的观点并非主流。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倡导学人之诗的各种派别。清代主张学人之诗的学者就经常批评严羽的观点^③，也可以说否认严羽一派的看法，强调学问与诗的紧密联系，是清代学人诗理论的逻辑起点。

清人坚持文学创作要充分吸纳学问的看法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各领域。诗歌无疑是反映最集中的领域。清初浙西词派开创者朱彝尊就认为“天下岂有舍学之诗之理”。宋诗派的首领人物厉鹗也断言“未有能诗而不读书”者^④。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诗人，强调诗学渊源于经学，要求以学问统格调，学问与诗相辅相成。由翁方纲所提倡的“肌理说”，明确主张“以考据为诗”，把学问直接融入诗。在翁氏看来，“考订训诂之事与辞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学问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基础和方法，而且就是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题材，以致形成一种学问诗^⑤。晚清沈曾植是“学人、诗人合而一”的大诗人，其诗融通经学、玄学、佛学，取材于经史百家、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医药、金石篆刻等广泛的学问内容，形成自己“奥僻奇伟、沉郁盘硬的风格”^①。清代诗歌创作持久的学术性或学问化倾向，导致现代学者认为，清诗与宋诗的重大区别之一在于“诗固未尝与学术相离也”^②。

散文方面的学问化倾向也是很明显的。与清代相终始的桐城派，从最初钱澄之发端一直到清季殿军二姚(永概、永朴)、马其昶等桐城派大家，都是经学文章并重。方苞文集中说经之文最多，四库馆臣称其“大抵指事类情，有所阐发”。翁方纲批评姚鼐的《九经说》是以古文为经解，却并不能否认姚氏“治群经，皆深造自得”^③。桐城派的古文义法，从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雅洁”到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可以清楚看出学术被纳入文章的要素。不仅古文的创作要与学问紧密结合，骈文的写作也如此。有人指出，“骈文本与博学相联系，考据学的兴起，正与之相应，因而助长其发展，并为其特点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④。汪中、洪亮吉等人的骈文成就，不只在于其文采情思，也在于其学问底蕴。

与诗文的学问化相比，清代小说的学术性丝毫也不逊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专门辟有一类《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第25篇)，来对学问化小说加以评述。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首推李汝珍之《镜花缘》。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学问不仅是一般叙事的点缀，而是小说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作者写众多才女的学术文艺生活丰富多彩，“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灯谜酒令，斗草投壶等各种百戏之类，无不辨章源流，详述技法，充满着浓郁的学究气。借小说来谈学问，与作者本身的学识广博、多才多艺有关，更与清代朴学对文学创作的大量渗透有关。本来小说创作就要求作家具备深厚和多方面的学养，而清代重视学问的时代氛围，更强化了小说的学问化色彩。清代杰出的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没有不谈学问的，只不过不像《镜花缘》那么集中罢了。

清代文学的学术性还表现在文论方面。清代的文论可以说是对文学的学术研究。比如诗话，在清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即质量也比前代为高”^①。清代诗话多为专门名家之学，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性。清代词论之发达，也远远超过前代，仅词韵、词律、词谱、词源方面的著作就不胜枚举。至于各种风格宗尚理论更是异彩纷呈，如浙派之醇雅之说、常州派之意内言外说、比兴说等等^②。清代的戏曲理论也有很高的成就，清初李渔的名著《闲情偶记》自不待多言，其他如姚燮的《今乐考证》，考证戏曲的源流、角色、音乐等，也相当详实。“它所著录的剧目是当时乃至 ‘五四’ 前收集最丰富、最完备的一种”^③。至于晚清，由于西学的介绍和融入，中国传统的文论又打上了西方学术的印记。

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的相互渗透，使得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的结合成为可能^④，由此形成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写作范式和文字生涯，也使得清代的文学和学术形成前所未有的时代品格和个性。没有义理、考据、词章的互渗或融会，也就没有清代文学和学术文化的集大成。

注释

① 参见钱锺书《谈艺录》第五三条“学人之诗”,中华书局1984年版;张三夕《文人与学者的分野》,载《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① 宋代史学很特别,其成就受到现代学者的充分肯定,如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云:“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张舜徽《宋代学术之广博成就》亦云:“宋代史学成就,至为巨大,为历代所不逮。”见《爱晚庐随笔》第16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② 张舜徽《清代学术的流派和趋向》指出:“乾嘉考证之学,都是由宋代学者开辟途径、启示方法、为之先导的……清代乾嘉学者们在朴学方面所做的各项工作,都是沿着宋代学者已开辟的途径向前发展推进的。”见《讱庵学术讲论集》第73页,岳麓书社1992年版。钱穆也认为清代学术导源于宋,参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引论,中华书局1986年版。③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见《汪辟疆文集》第2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④ 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第220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九编第二节,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② 郭绍虞《〈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见《隅照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第131—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① 参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第58—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② 参见《随园诗话》第326、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③ 如沈德潜就认为作诗可废学之说是对严羽“诗有别才,非关书”的误用,参见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第15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又“同光体”首领陈衍就针锋相对地提出诗关学问的观点:“诗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参见钱仲联《论“同光体”》,载《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第117—118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④ 参见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第33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⑤ 参见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第168—170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参见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前言》第4—5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②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见《汪辟疆文集》第2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参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18—20、95—96、105—106、206—207、634—637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④ 参见段启明、汪龙麟《清代文学研究》第230—231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① 郭绍虞《浅谈清代诗话的学术性》,见《隅照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第535—5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②参见钱仲联《全清词序》,载《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③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203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④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的关系或主次,汉学家的看法与桐城派的看法有所不同,桐城派认为“兼长为贵”,汉学家认为“必考证尊于词章,而后能使词章体尊。”戴震甚至认为“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参见石云孙《义理·考据·词章》,载《桐城派研究论文选》,黄山书社1986年版;钱锺书《谈艺录》第17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但是,这并不妨碍三者在某种程度的结合成为清代的文化思潮或精神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