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清人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清人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

考试作为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至今尚无更好的方式取代。但考试是否真能测验应试者的水平，却很早就为人们所怀疑。宋代邱宗卿说“场屋之文如校人之鱼，与濠上之得意异矣”^①，田艺蘅也说考试“言行未必其相符，而德业未必其相副也。盖是者恒十三，而非者恒十七矣”^②，都对考试制度本身的有效性表示了怀疑。当然，在网罗人才的抽象意义上，人们对科举制度也不无颂扬，尤其是像宋濂《庚戌帝畿乡闱纪录序》《会试纪录序》这类有关考试记录的文章。但具体到科举对社会的影响，比如教养，明代梁潜就说：“经义论策，以为取士之一端则可也，以为天下教养之格律则不可。”^③清承明制，殷鉴不远，人们对八股取士的流弊已看得很清楚，于是八股文就成了众矢所集的批判目标。

八股文就其发挥经义的内容来说是一种知识形态，而就其缜密的文体结构及写作难度来说又是一种文学形态，不幸的是八股文的写作实践非但没有光耀知识和文学，反而扮演了反知识、反文学的角色。明清两代学人对八股的批判也因此深入其反知识、反文学的各个层面。陈瑚《同学会艺序》首先指出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和才能取向的总体影响：

后世以科举取士，则虽有贾董之策、韩范之才、程朱之德，而非由制科则不能置身通显而有以自见。故必先磨砻其科举之业，以为进身之羔雉。^④

陈瑚指出，明清以来仕途与前代最大的不同就是由科举出仕的单一性，这使得士人在知识和才能的培养上只能举业优先。他虽未进一步说明这将带来什么后果，但举业对进德、练识、学文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论者都有具体的指摘。关于举业对志道的影响，王阳明在《重刊文章轨范序》中就已揭示：

夫自百家之言兴，而后有六经;自举业之习起，而后有所谓古文。古文之去六经远矣，由古文而举业，又加远焉。士君子有志圣贤之学，而专求之于举业，何啻千里?^①

阳明既论定举业与圣贤之学背道而驰，其后学黄宗羲的门人郑梁推导出“科举兴而圣学亡”的结论就是顺理成章的了^②。顾炎武在《生员论》中论述了举业对器识的影响：

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③

至于举业对学问的影响，则钱谦益《复徐巨源书》谈到古人分年读书之法，感叹“去古日远，学法芜废。自少及壮，举其聪明猛利、朝气方盈之岁年，耗磨于制科帖括之中。年运而往，交臂非故。顾欲以余景残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课之功力，虽上哲亦有所不能。况如仆者，流浪壮齿，泛滥俗学，侵寻四十，赁耳佣目，乃稍知古学之由来，而慨然有改辕之志，则其不逮于古人也，亦已明矣”^④。邵长蘅《赠王子重先生序》也从古今教育体制的不同，论述了举业对学问的排斥：

进士之名犹古也。古者学成而为进士，后世成进士始可以为学。士之入于学者，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而其养之之渐，必自一年历七年，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然后论选于乡，升于司徒司马，而名曰进士。故古者无不学之士，士无未成之才。今世则不然，其急者科名也，其习者辞章训诂也。兢兢守四子一经之说，童而习之，白首而浸淫焉。一切经史子集兵农天文礼乐律历象数诸书，相戒屏斥，以为是不利于制举。间有一二瑰奇辩博之士，稍思旁涉其源流，其父师之操之也惟恐不严。幸而成进士矣，然后得释去经生家言。^①

考据家阎若璩曾举钱谦益那段话，说：“其言之沉痛深愤，真可流涕。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直追配古唐宋及元者，八股时文害之也!”^②在清代的文集、书信中，常见对幼年“馆塾不令读八股之外文”经历的回顾^③，无奈中不乏解嘲的味道，就像魏象枢所深慨的：“只因八股文章，担阁了多少学问! ”^④的确，科举与八股取士所导致的最大恶果，就是排斥一切学问。焦袁熹答曹谔廷书说：“弟自幼不曾读书，虽本经正文未必字字看到，无言熟也。用功稍多者惟八股耳。”^⑤在经学最盛的清代，一个著名文人竟然连本经正文也没通读过，多么不可思议! 八股试题虽出自经书，但八股文却排斥经学本身，更不要说经世之学了。魏禧《送新城黄生会试序》曾感叹：“三百余年来，以八股取士，所求非所教，所用非所苦。”^①其侄世俨《复外舅曾止山先生书》也说：

夫八股虽明之文宪，而所习非所用。昔汉以贤良方正，孝弟力田举士，宋以策论为科，可以敦化厚俗，而论策亦足以造识量经济之才。若季年八股之弊，徒习为排偶借替皮肤之辞，其真至者百不获一。俨意当日必有豪杰贤人老死于沟壑之中，必有长才而束缚于斯文，不得行其志。甲申之变，公卿束手屈膝，绝未尝如汉、宋之断而复续者，未必非八股取士之流弊也。^②

明代灭亡的惨痛教训，让人们彻底看清了八股取士的恶果及其所主导的教育的失败，因而对八股文的批判和抨击在清初达到了顶峰。钱谦益斥八股为“俗学”^③，郑梁嗤之为“灰尘”^④，李雯斥之为“误国之物，无用之具”^⑤，庞天池断言：“今之必不能传于后者，八股也! ”^⑥

在这股猛烈的批判浪潮中，也有为制度辩护的声音，这不外乎是考试官员或其代言人一辈的颂辞。蔡世远《九闽课艺序》云：

国家以制义取士，非徒使人敝精劳神，猎取词华，组织文字以为工也。盖以从古圣贤之言，无过于四子之书，读者玩心力索于此，则内自家庭之间，以及于事君交友、治国平天下之道，毕具于此。而又恐人之目为平淡无奇而不加意也，于是乎标以题目，定以科名，不入彀者，虽有高才无由自见。此朝廷取士之深心，使天下画然而出于一者也。近世之士循名者多，务实者少。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皆曰此科举之学而已，因科举之故，始治经书，视经书之言止供科举，负圣贤觉世之心，辜朝廷取士之意。^①

在他看来，八股取士制度本身是好的，只是士人态度不正确，急功近利，这才导致人才不盛的局面。《黄元杜文集序》说得更清楚：“人材之所以不及古而国家少可用之才者，由为士者识趣卑近，志量薄狭浅陋，株守时文一册。”^②这是彻头彻尾的倒果为因的议论——人心之卑岂不正是制度诱导所致? 当时有识之士都能洞悉这一点，论士风之坏都归根于制度的诱导。如康乃心《路东山遗诗序》断言：

世道江河日下，士风尤甚。今日匡时要务，非如晦庵所云罢科举，返本复始，决不能为国家得真才，收实用。^③

该文作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其罢科举的建议可以看做是清代又一轮废科举宣言。我们知道，清廷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态度是不无矛盾的。明代的空疏学风与本朝士人对科举的抨击，他们不会不知道，八股取士的流弊他们也是很清楚的。所以才会有康熙二年(1663)废八股之举，当时士林反应很迅速，马上就讲起时务经世之学^④。可惜此举只延续了两科，康熙七年又恢复了首场试八股文。道理很简单，天下尚未平定，士林尚未归心，值此之际，科举毕竟是最有力的笼络士大夫阶层的工具，八股更是思想控制的有效武器。后来饶廷襄说得极透彻：“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中略)求一途可以禁锢士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帝焚书坑儒之心。”^①所以，尽管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一度又提出改革考试条款的动议，“但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②。

《清史稿·选举志》论本朝科举流变，说“雍、乾年间作者辈出，律日精而法益备。陵夷至嘉、道而后，国运渐替，士习日漓，而文体亦益衰薄。至末世而剿袭庸滥，制义遂为人诟病矣”^③。其实如上文所述，清代对八股文的批判绝不是嘉道以后才开始出现的，自清初迄光绪末废科举，八股文一直受到持续的批判。乾隆时人们“以制义之体为极卑”者^④，称科名为敲门砖，谓不必根柢经书，但求涂饰有司耳目，便可骗得^⑤。道光年间名学者朱九江说：“今之子弟所志者科名而已，所力者八股八韵八法而已，故今之所谓佳子弟，皆古之所谓自暴自弃之尤者也。”^⑥汪缙《合订杨顾两先生时文叙》更自哂道：“时文之士，士之贱焉者也。以是贩夫竖子下至田间儋粪汉，皆得而笑之。”^⑦而另一位名学者胡培翚在《送程中允春海之任贵州学政序》中批评当时习举业之士，“陋者乃徒于制义中求制义，雷同剿说，师师传效，甚至六经子史终其身不一寓目者，所在皆有”^⑧。在《泾川书院志学堂记》里他更指出当时八股文本身的堕落，说：“今士子多敝其力于时文，株守兔园册子，竟不知此外有何学问;其下者又或剿袭雷同，日思为窃取功名之计，即以时文论亦恶劣极矣，尚安有人才出其中哉? ”^①左宗棠也从科举制度的弊端分析了人才不出的根由：“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此我阅历有得之言，非好骂时下自命为文人学士者也。”^②置身晚清内忧外患、国运日衰的无奈之中，左宗棠的这番话是感触最为深刻、最为沉痛的。如果说明代和清初文人对科举的批判还多从经生方面着眼，多指责士人的学风而不敢公然指斥科举制度本身，甚至在网罗人才的意义上还抽象地肯定八股取士的意义，那么到晚清，人们已断然拒绝在任何意义上将八股取士制度与某种价值联系起来。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要求迫切地摆到人们面前时，腐朽和不切实用的八股取士制度再无存在的理由，只能寿终正寝了。

注释

①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七,翁元圻注,道光刊本。②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七“非文事”条第6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③ 梁潜《泊庵集》卷二《务实学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 陈瑚《确庵文稿》,康熙刊本。①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卷第8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② 郑梁《郑寒村全集·见黄稿》卷一《送王文三之钱塘序》,康熙年间紫蟾山房刊本。③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2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④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下册第13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习,士子耳目无闻见,迂疏庸陋,不识当世之务,不知民之疾① 邵长蘅《青门旅稿》卷三,康熙年间家刊本。②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一,乾隆十年家刊本。③ 黄中坚《蓄斋集》卷六《与大瓢山人书》,国家图书馆藏钞本。④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七引,第1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⑤ 焦袁熹《此木轩文集》卷一《答曹谔廷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稿本。①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一○,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宁都三魏文集本。② 魏世俨《魏敬士文集》卷一,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宁都三魏文集附。③ 钱谦益《初学集》卷七九《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下册第17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④ 郑梁《郑寒村全集·见黄稿》卷二《范国雯稿序》,康熙刊本。⑤ 李雯《冒辟疆文序》,《同人集》卷一,道光重刊本。⑥ 张潮《幽梦影》卷上评语,雍正刊本。①② 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二,雍正十年刊本。③ 康乃心《莘野文续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莘野先生遗书稿抄本。④ 裘琏《横山文集》卷二《胡澹溪淑问录叙》,民国三年(1914)宁波旅遁轩排印本。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引,光绪二十三年聚丰坊刊本。② 《清史稿》卷一○八,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2册3151页。③ 同上,3153页。④ 彭绍升《二林居集》卷六《蒙泉制义叙》,光绪七年刊本。⑤ 焦循《雕菰楼集》卷二三《先考事略》,道光三年刊本。⑥ 简朝亮《读书堂集》卷一《朱九江讲学九记》,民国十九年刊本。⑦ 汪缙《汪子文录》卷二,道光三年刊本。⑧ 胡培翚 《研六斋文集》 卷六,光绪四年世泽楼重刊本。① 胡培翚《研六斋文集》卷八,光绪四年世泽楼重刊本。② 吴庆坻《蕉廊脞笔》卷八引,第234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