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此篇选自《后汉书》。严光是封建社会中的隐逸之士。他有学问，有才干，所以“少有高名”，“帝思其贤”，又是光武的少年同学。对他来说，高官厚禄唾手可得。可是在光武帝即位后，他却改名换姓，“隐身不见”。光武访求他的行踪，把他请到京城，亲自登门拜访，劝他出山，他不肯；给他官做，他不要。最后在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以终天年。这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特殊人物。他们无视帝王将相，拒绝权势利禄，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洁身自好，我行我素，如巢父、许由、伯夷、叔齐、长沮、桀溺、商山四皓，等等，古代把他们归于隐逸之列。他们隐遁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愤世疾俗，有的是远祸避害，有的是修身养性，到后来甚至有人沽名钓誉，“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做假隐士。就严光而言，经历了西汉末年的大动乱后，他不愿再入官场，而是一心一意守持超脱、清高的节操。
严光坚贞执著，决不见异思迁。皇帝的礼聘，权势利禄的诱惑，他毫不动心。《荀子·修身》云：“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严光有自己信奉的“道义”，有坚定的意志，才能做到终身隐遁不仕。他与侯霸对比鲜明。侯霸官运亨通，位至三公。他自称公务繁忙，要严光于傍晚去见他，可见他为官作宦的骄矜之态。得了严光斥责他的信，赶快封奏光武，说明他一味奉上，还想在光武面前败坏严光。这有点像惠施怕庄子来抢他的相位了。侯霸以高官厚禄为荣耀，自以为显赫无比；而严光视之为粪土而已。两个人的精神境界，不啻有天壤之别。
严光自在洒脱，决不阿谀奉承，决不矫揉造作。对侯霸，取“狂奴故态”，绝不趋炎附势。对至高无上的光武帝，同样如此。光武亲临其馆，他高卧不起；请他出山，他闭目不应；问他“朕何如昔时”，他回答是比过去稍稍好些；两人共卧，他“以足加帝腹上”。一切都是严光的本来面目，即使面对皇帝，赤子之心不失，依然故我。执著的追求，无所讳饰的真性情，构成严光形象的特色。
汉光武与严光关系密切，成为本传中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个有作为的开国之主。鉴于西汉末年动乱不止，许多才士隐居岩穴，他四出访求。“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通过提拔被遗落的人才，达到天下百姓心悦诚服、一心归向的效果。汉光武对严光如此礼贤下士，目的在于“天下归心”。他对严光很了解，严光的不拘礼节、恃才傲物的态度，他不计较，显出宽宏大量。他尊重严光的意愿，没有用任何手段强留；严光死后，极为“伤惜”，下诏赏钱赐谷，可见他的通情达理。在《严光传》中的光武帝，很有个性，写得相当成功。
浙江桐庐富春江边，现在还留下了严子陵钓台。虽然钓台距离水面很远很远，垂钓是不可能了，但毕竟是风光优雅的一处名胜古迹，吸引了许多游人，严子陵的事迹，也就流传不绝。这应该归功于范晔成功地记述了严子陵其人其事。
〔注〕余姚：今属浙江。物色：形体相貌。齐国：治为山东淄博。这里指当地官府。安车：用一匹马拉的可以坐乘的小车。玄纁：黑色和黄赤色的布帛。这里指帝王用来聘请贤士的贽礼。北军：这里指汉代警卫京城部队在城北的驻地。太官：掌管皇帝饮食的官员。区区：自称的谦词。典司：掌管的公事。君房：侯霸字君房。鼎足：东汉以太尉、司空、司徒为三公，如一鼎三足。侯霸为大司徒，故称鼎足。(11)要领：腰与颈。(12)巢父洗耳：传说唐尧让天下于巢父，巢父不受，并认为这句利禄之言弄脏了他的耳朵，特地到颍水边洗耳。(13)除：任命。谏议大夫：秩六百石。(14)富春山：在今浙江富阳。(15)建武十七年：即公元41年。(16)特征：区别于平常选举的特别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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