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屈原列传》原文及讲解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屈原列传

司马迁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伐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以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战国时期的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人,可是,他的事迹长期湮没无闻,直到西汉武帝年间,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传,才留下了完整的屈原的史料。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可与《离骚》比美,司马迁又是第一个记述屈原事迹的,这是文学史上意味深长的佳话。

《屈原列传》的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写屈原政治上的挫折和《离骚》的成就。屈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度得到楚怀王的信用,担任“左徒”。但好景不长,由于党人进谗,终于被怀王疏远了。司马迁以鲜明的爱憎态度,赞扬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对陷害他的上官大夫之流深恶痛绝,揭露了这种人的面目,一是妒忌别人,二是反对屈原制订的富国强兵的法令,三是造谣诬陷,手段卑劣。这种人的丑态,反衬出屈原的正直无、光明磊落。而楚怀王,则表现出动摇不安、轻信流言的特点。这里所写的屈原的为人、党人的为非作歹、怀王的是非不明,构成了整个《屈原列传》的基础。

屈原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文学家。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满腔悲愤,“忧愁幽思”,写成了千古独绝的长诗——《离骚》。司马迁同情屈原,理解屈原,所以对《离骚》的产生,能够作生动的描述:这是内心悲痛的呼号,这是冤屈之情的申诉。“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同时,司马迁还高度概括了《离骚》的内容。它表达了屈原远大的政治理想,即楚国应该踏着前辈圣王的足迹,富国强兵,担当起结束战国纷争、统一天下的重任。它表明了屈原高洁的品性,决不改变自己的政治操守,决不与党人同流合污,刚正不屈,不断奋斗。司马迁还评论了《离骚》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于以香草美人为喻,用象征的手法,表现深刻的思想。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具有文学家评传的性质,记叙作家生平,又联系各个时期的创作进行评述。这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家评传。

传记的第二部分(从“屈平既绌”至“此不知人之祸也”)写屈原被疏远以后楚国的情景。司马迁条理清晰,主要写了三件事。楚怀王再一次轻信,上了张仪的当,不仅没有得到商於之地六百里,反而引起秦楚战争,损兵折将,“楚大困”。其次,怀王在结党营私的靳尚、郑袖之流的包围下,居然释放了张仪。第三,又一次受到欺骗,轻易入秦,遭到扣留,终于客死于秦。这三件事,鲜明地表现出由于怀王的昏庸和党人的作乱,楚国每况愈下,日益衰颓。这又是和怀王不能重用屈原、不能按照屈原的政治理想治理楚国分不开的。这样写,加深了人们对怀王和党人的认识,增加对他们的痛恨,又突出了屈原高大的形象。

司马迁还写到屈原虽然离开了左徒的职位,但在重要时刻,对重大政治问题,依然挺身而出,表示自己的看法。怀王放走张仪,屈原从齐国回来,立即提出“何不杀张仪”;怀王准备入秦,屈原坚决提出“不如毋行”。这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关心国事,正直敢言,决不随声附和党人。这是屈原伟大的人格。

但是,顷襄王继位后,子兰任令尹,亲附秦国,党人的气焰也更加嚣张,屈原的忠贞之情,振兴祖国的宏望大愿,再也无法实现。他的不屈不挠、积极奋斗,只能寄之于创作之中,“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屈原的遭际,使司马迁感慨系之,他情不自禁地议论一番,矛头直指怀王。正是他,不分贤愚,不辨忠奸,听信小人,疏远屈原,终于落得“兵挫地削”,“客死于秦”。司马迁是在总结深刻的历史教训。这正是《史记》这部伟大著作“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表现。

传记的第三部分(从“令尹子兰闻之”至“遂自投汨罗以死”)写屈原流放以后到自沉汨罗。子兰视屈原为眼中钉,因为在怀王是否入秦的问题上,两人意见相左。事实证明子兰要怀王入秦是错误的,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愈是这样,持正确意见的屈原愈要倒霉。果然,子兰指使那不上官大夫再一次诋毁屈原,于是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把子兰之流肮脏的心思揭露得入木三分。顷襄王与其父亲一样,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诬陷之辞。这是司马迁具有深意的一笔:父子相似乃尔,楚国今后的前途也就不言而喻了。

屈原流放山泽,“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是,他的精神仍然是昂扬的,意志依然是坚定的。他深深懂得:“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他决不与世推移,随波逐流,而是坚守理想,保持美德。他终于投身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热爱祖国,品德高尚,奋斗不息,至死不屈,这便是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形象地表现出来的屈原精神。

最后是结语说明屈原在文学方面的深远影响和楚国终于灭亡的事实,对全文作了言简意赅的结束。

《屈原列传》的特色是记叙和议论的结合,有事实,有评论,夹叙夹议,层层展示。这是作者深情的流露,同情屈原,憎恶党人,只有直接议论,才能表达司马迁的激情和褒贬。夹叙夹议也是作为文学家评传所需。既要记叙屈原生平事迹,又要评述他的创作成就,夹叙夹议,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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