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病梅馆记》原文及讲解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龚自珍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病梅馆记》是一篇富于战斗性的文章。表面看来,处处写梅,不涉时局。可是,这位大思想家、文学家,通过写梅,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寄寓着对于国家命运的深沉忧虑。同时,又表现了他疗治社会弊病的决心和勇气。它使读者看到,整个封建社会,处于严重病态之中,亟须疗治。这种疗治工作非常艰难,但我们应该有决心去做。读这样的作品,既使人感到愤懑,又令人受到鼓舞,不因揭露社会黑暗而使人丧气。作者敢于正面人生,深察现实,但同时又充满理想,并不灰心失望。龚自珍的作品之所以发人深思,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文章从梅树以何为“美”写起,写到无形的习惯势力和一部分人的审美偏见是多么的可怕。梅树本来天真健美,枝干挺直,花叶繁茂,充满生机。一些文人画士认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欣赏曲、欹、疏,重视姿、景、态。也就是说,他们单纯从形式美的角度来要求梅。对于单株的梅树来说,这本来是可以的。所以作者说:“固也。”可是,大家都明白,绝不能以此来“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更不能让天下的人“斫直、删密、锄正,以殀梅病梅为业以求钱”。因此这种癖好仅仅限制在文人画士这个小天地中,还不足为祸。一当“蠢蠢求钱之民”,借“智力”于文人画士,将天下之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天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盛产梅的江浙一带,江宁(南京)的龙蟠,苏州的邓尉,杭州的西溪,所有的梅,就都成了“病梅”。作者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他立誓要“疗”梅,“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并希望能毕其一生之力,尽疗天下之“病梅”。

这篇文章写法比较特殊。它吸收了先秦寓言,特别是庄子寓言中的一些手法,又有所发展。全文自始至终唯写“病梅”,字面上并未涉及社会政治等问题,可是,稍有感受能力的人都会觉察到,这是对整个病态社会的控诉和抨击。文中以鄙夷的口吻谈到,“梅”之被斫、被删、被锄,以至生机受损,致殀,致病,其因在于“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仅就字面上看,似乎作者视文人画士为梅病之祸首,对之深恶痛绝,极尽挞伐之能事。可是,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难看出,作者之纵横议论,非止谈“梅”。他所痛加斥责的,也并非一二文士。他是在揭示整个社会面临的危机,表达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写法,和一般寓言所用的拟人、譬喻、象征等手法有所不同。一般寓言,仅取事物的某一特征,夸张,扩大,加以强调,用来直接说明某个道理。虽然往往有生动的故事,但它的说理因素比较明显,并且尽力将要说的道理说得明白、显豁。有时,在讲完故事之后,便把要讲的道理单独提取出来,直接告诉读者。例如,《战国策》在讲完“狐假虎威”的故事之后,便直接指出:“今王(指楚宣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楚国一名将军)。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法国著名的拉封丹寓言,在讲完“狼和羔羊”的故事之后,便直接指出:在这个社会里,“强者的理由始终是最好的理由”。《病梅馆记》则不是这样。文章始终没有直接说明道理,一切都包含在形象之中,始终依靠形象直接表现。这种写法,更接近于诗的写法,抒情的色彩更为浓重。它直接诉诸情,由情达理,而不是象一般寓言那样,直接诉诸理,由理动情。

至于作者所说的购梅三百盆,“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云云,凡是了解一些晚清社会历史并阅读过一些龚自珍诗文的人,都自然会明白,这都不过是一些艺术家的要眇之言,无法以考据家的眼光与方法去求其实。如果真以为龚自珍买了三百盆梅,做了莳花艺草的园艺家,那就错了。作者不过是要借以表现要求个性解放、发育人才的强烈愿望。他的矛头所指,乃是斫伤人的天性、才能,扼杀人才、摧残人才的整个封建社会,而并非某一些具体的人,或某一种具体的审美观点。

《病梅馆记》的这种写法,托物言志,借形象讽喻世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它们并不直接指某人某事,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龚自珍生活的时代,“万马齐喑”,社会缺乏生机,人才的发现、发展、使用、培养,成为一个严重问题。龚自珍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乙丙之际箸议》、《尊隐》等文章中,多次尖锐地揭出了这一点。在《己亥杂诗》中,他大声疾呼:“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时代的呼声。《病梅馆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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