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孝经》的著作者及成书的年代，从西汉时期开始，一直到清末，乃至于近、现代，众说纷纭，各执一见，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确凿的，而且能够被大部分学者所普遍认可的说法。
纵观历代学者的观点，有关《孝经》作者的种种说法，归结起来，大约有八种。本章将先就历代所持的八种说法及其根据逐一作介绍与分析，然后再加以综合考辨，提出笔者的看法。
一、历代的八种说法之介绍与分析
1．孔子作《孝经》说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他所著的《汉书·艺文志》中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班固的这一说法，实本西汉刘歆的《七略》一书。力持孔子作《孝经》之说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东汉经学家郑玄，他说：
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 《六艺论》）
东汉的另一位经学家何休，也在《春秋公羊解诂序》中说：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汉代所作“七纬”之一《孝经纬》更是强调再三地说孔子作《孝经》。如：
孔子制作《孝经》，使七十二子向北磬折。（ 《孝经纬·援神契》）
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孔子斋戒。（ 《孝经纬·右契》）
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 《孝经纬·钩命诀》）
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同前）
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总结说：
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
确实，孔子作《孝经》之说，源于汉代，是汉人普遍认同的、影响最大的两种观点（另一种是曾子作《孝经》说，详后）之一。
汉代之后的各个时期包括现代，认为孔子作《孝经》的也不乏其人。如：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中记载：
宓曰：“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预有所抑。”
唐代经学家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
《孝经》者，孔子为弟子曾参说孝道。
宋代经学家、《孝经正义》的作者邢昺，则认为孔子作《孝经》后“属与曾子”。他说：
夫《孝经》者，孔子之所述作也。……先儒或云夫子为曾参所说，此未尽其指归也。盖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为请益问答之人，以广明孝道，既说之后，乃属与曾子。（ 《孝经正义序》）
明代学者吕维祺在《孝经本义序》中说：
三代圣王莫不以孝为治之本。世衰道弱，大义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经》以传曾子。
严协和先生（1949年后旅居台湾）于五十年代编著《孝经白话注释》一书，他也持孔子作《孝经》之说。他在该书的《自序（一）》中说：
其实，《孝经》一书，为孔子生平精心杰作，熔六经于一炉而冶之。
他又在该书《自序（二）》中说：
愚按《春秋》绝笔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孔子卒于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孝经》之作，当在三十九年与四十一年之间，斯时孔子年已垂暮，藉于纯孝之弟子曾参一问一答，说出孝道之整体，总汇六经，作一有系统之叙述，命其名曰《孝经》。
孔子作《孝经》的观点，由来已久，影响很大。不过，后来的研究者也有认为并不可信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其一：假若《孝经》真的是孔子所作，那他怎么会在书中称其学生曾参为“曾子”呢？
其二：《孝经》中“抄录”或仿用了孔子以后的一些书籍如《左传》、《孟子》、《荀子》等，而孔子是不可能看到这些书籍的。
其三：《论语》一书，被认为是可信的孔子言行录，而《论语》中一些论孝的内容，与《孝经》中的某些部分有所不同，甚至有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关于劝谏父母的说法，两书之说差异较大。
2．曾参作《孝经》说
关于《孝经》的作者，另一种影响较大的说法是曾参作《孝经》。
孔子的十一世孙、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在《古文孝经序》中说：
唯曾参躬行匹夫之孝，而未达天子诸侯以下扬名显亲之事，因侍坐而咨问焉，故夫子告其谊，于是曾子喟然知孝之为大也，遂集而录之，名曰《孝经》。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经向孔安国问故，所以司马迁也采用了孔安国的说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这么记载：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这是源于汉代的另一种关于《孝经》作者的影响较大的说法。
东晋陶渊明的《五孝传》（或有认为该书为北齐时人伪造而托名陶潜作）中说：
至德要道，莫大于孝，是以曾参受而书之，游、夏之徒，常咨禀焉。
明、清二代学者认同此说者较多。如：明代学者黄道周在《孝经集传》中，针对朱熹从《孝经》中别出《刊误本》的做法，指出：
《孝经》皆曾子所受夫子本语，不得自分《经》、《传》。
清初学者李光地在分析了《孝经》的内容后，指斥孔子作《孝经》之说而认为是曾子汇聚孔子之言成书的，他说：
“未之有也”以上，盖皆一时之言，曾子侍坐而夫子告之者。“止此”以下，则或异日问答，或更端因事之语，曾子取其与相发明者，汇而记之，以为《孝经》。言夫子自谓“行在《孝经》”者，诬也！（ 《孝经全注》）
清代学者管同在《孝史序》中说：
孔门之徒，曾子最孝，是以受师之说，著《孝经》十八章。
清代经学家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说：
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即曾参）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
曾参孝行最著，当有其事。《礼记》等书中也载有不少曾参论孝的内容，且《孝经》又以孔子、曾参问答形式组织文字，所以后人认为曾参作《孝经》，也有道理。但是，此说也存在可疑之处，总结起来也有三点：
其一，曾参既作《孝经》，何以在书中竟自称“曾子”如何如何的呢？
其二，与怀疑孔子作《孝经》之说的第二个理由相同，曾参也不可能看到《左传》、《孟子》、《荀子》等书，何以解释《孝经》有与这些书在文字、内容很相似之处？
其三，在其他经典中记载的曾参论孝的内容，与《孝经》不尽相同，也有些是相互矛盾的。
3．曾子门人作《孝经》说
持这一种说法者，最早是北宋的一些学者，其代表性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在《古文孝经指解序》中说：
圣人言则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
曾子门人作《孝经》之说，在南宋更为流行。南宋学者王应麟在其《困学纪闻》一书中记录了胡寅的说法：
《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
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也说：
今（ 《孝经》）首章云：“仲尼居”，则非孔子所著矣，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 《困学纪闻》引录）
后来的学者也有支持此说的，如：清代学者姚鼐在《孝经刊误书后》中说：
《孝经》非孔子所为书也，而义出于孔子，盖曾子之徒所述耳。
近代学者简朝亮在《孝经集注述疏》中针对书中称曾参为“曾子”的问题，分析说：
古者称师曰子，《孝经》首云：“仲尼居，曾子侍”，此以知曾子门人记之也。
应该说，曾子门人作《孝经》之说，可以解释书中称曾参为“曾子”的表达问题，而且于《孝经》成书的程序上也说得通。不过，这种说法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只能说它是一种存在着可能性的推测。
4．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作《孝经》说
曾子门人作《孝经》说自宋代学者提出后，后人有认为范围太窄者，遂主张是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作，清代持此观点者颇多，似已占据上风，如：清初经学家毛奇龄在《孝经问》中说：
但旧闻《孝经》夫子所作，以授曾子；又谓夫子口授曾子，俱无此事。此乃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于《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坊记》、《表记》诸篇，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引《诗》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
清代学者阮元在《石刻孝经论语记》中说：
《孝经》、《论语》，皆孔子弟子所撰。
清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其中的《总目提要》也称：
今观其（ 《孝经》）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
这种说法，与前一说“曾子门人作《孝经》”很相近，但也缺乏实证，不能视为确实无疑。把它当作合理的推测倒是可以的。
5．子思作《孝经》说
子思，名伋，是孔子之孙，孔鲤之子。《汉书·艺文志》上记载子思曾作《子思》一书共二十三篇，该书唐后佚亡。
南宋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曾引宋人冯椅的话说：
子思作《中庸》，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 《孝经》）当成于子思之手。
冯椅的说法，仅根据《孝经》中称孔子字（仲尼）的表达来认定，是不足为凭的，赞同者也极少。现录于此，算是一家之说吧。
6．齐鲁间陋儒伪作《孝经》说
持这一说法而且影响最大的，当属南宋时期的大理学家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朱熹论《孝经》作者的一段话：
《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不成文理处，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殊非《中庸》、《大学》之俦也。
朱熹的这一观点，曾受到宋代其他学者的启发和影响，他在《孝经刊误序》中说：
熹见衡山胡侍郎（按：指胡宏）论说，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仅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按：指程迥），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按：指汪应辰），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
朱熹既疑《孝经》一书中有齐、鲁间陋儒掺杂附会，纂取它书语句混入，所以从古本《孝经》中别出《孝经刊误本》，定《经》为一章，分《传》为十四章，而且作了不少删改。
元、明二代学者有不少接受朱熹的观点，信从《刊误本》的。但朱熹的观点虽然“大胆假设”，却未能以实例“小心求证”，所以明末、清初的学者如黄道周、毛奇龄等力驳朱熹之说，清代就很少同意朱熹观点的。今人也多不采用此说。
7．汉儒伪作说
清代的经学研究，考证之学大兴，疑古风气盛行。在《孝经》作者的问题上，清代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的看法：《孝经》是汉代儒者的伪作！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康熙时期的学者姚际恒。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见《知不足斋丛书》）中说：
案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经”至“因地之利”，袭《左传》子太叔述子产之言，惟易“礼”字为“孝”字。《圣治章》，“以顺则逆”至“凶德”，袭《左传》季文子对鲁宣公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袭《左传》北宫文子论仪之言。《事君章》“进思尽忠”二语，袭《左传》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言。《左传》自张禹所传后，始渐行于世，则《孝经》者盖其时之人所为也。勘其文义，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后儒以其言孝，特为撮出，因名以《孝经》耳。
类似于姚际恒的观点的，还有清人杨椿，他在《读孝经》（见《孟邻堂文钞》）中说：
余读《孝经》，知非孔氏全书，盖汉、晋诸儒，剽窃为之者也。其中明言至理颇多，游辞晦语，浮而不实，泛而不切者，亦有之。
近代学者梁启超的《经籍解题及其读法》也说：
《孝经》自汉以来，已与《论语》平视，今且列为《十三经》之一，其传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为孔子手著，即此两种。其实此二语出自纬书，纯属汉人附会。《经》之名，孔子时并未曾有，专就命名论，已是征其妄。其书发端云：“仲尼居，曾子侍。”安有孔子著书，而作此称谓耶！
从姚际恒开始的汉儒伪作之说，固然也列出一些证据，但未考虑到它自身的反例，有简单武断之嫌，虽然勇气可嘉，但亦未可遽定为确论。
8．孟子门人作《孝经》说
清人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说：
《孟子》七篇中，多与《孝经》相发明。《孝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并言之。《孝经·天子章》曰：“刑于四海”，《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庙”，《庶人章》曰：“谨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似亦本于《孝经》也。
在此，陈澧只是指出《孟子》与《孝经》在文字上相类同处。近代学者王正己，则以此为根据，提出《孝经》是孟子门人所作的说法，其说见于《孝经今考》一文（载《古史辨》第四册）。王正己之说，也无实证，未必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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