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石君宝据唐人传奇《李娃传》创作的《曲江池》(原名《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中，把男主人公“荥阳生”命名为“郑元和”。郑姓是唐代望族，荥阳大姓，郑元和是洛阳府尹郑公弼的贵公子。他自幼读书，颇有学问。二十一岁受父命赴京应考，临行时吟诗一首： “万丈龙门则一跳，青霄有路终须到。去时荷叶小如钱，回来必定莲花落。”预示了他爱情的坎坷遭遇和大团圆结局。他在京城曲江池与上厅行首李亚仙邂逅相逢，一见钟情，于是一住两年，最后山穷水尽，被狠心的鸨母赶出大门。只好流落街头，打《莲花落》，送殡唱挽歌。正统卫道的家父闻讯赶来，将他痛打至死。后被李亚仙救活，并且帮助他攻读四书五经，终于取得功名，荣任洛阳县令。他立志与虚伪凶残的封建家长决裂，不肯相认。经过李亚仙的以死相劝，父子才和好。
郑元和是封建贵族家庭的花花公子，涉世不深，为了追求爱情，他不惜多用金钱。然而，再多的金银也填不满烟花窟，狠毒势利的鸨母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在油干灯尽以后，被一脚踢出妓院大门，只能以唱挽歌、送殡为业。他被鸨母当作“雏儿”，封建家长视为“辱子”，显得天真、软弱而又厚道。在尔虞我诈的封建社会，他比之于那些弱肉强食的官家恶少，显然有霄壤之别。正是这一点，他赢得了李亚仙的真正爱情。他身负应考之命，为了爱情，却把功名忘得一干二净，整天流连于诗酒风流的生活。他虽出身于高门，却没有门第观念，没有因李亚仙的“微贱”而采取逢场作戏的玩弄态度。由此可见，他真诚追求纯洁的爱情，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反封建的色彩十分鲜明。
封建家长是爱情道路上的绊脚石，要获得爱情的幸福，必然要与家长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被赶出妓院，生活无着，宁愿自食其力，去操下贱的职业，而不去向父亲乞怜。这一点似乎不可思议，其实正说明他不屑求得封建家长的恩赐，标志着他对封建家庭的背叛。他的所作所为，有辱门庭，有损家声，他父亲赶来教训他，大动干戈， “打”是让他改邪归正的一种手段， “改”才是目的。但他被痛打至“死”， “死”而复生之后，仍然没有改，而且在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索性与跳出火坑的李亚仙自立门户，以示与封建势力的彻底决裂。
读书成名，选为洛阳县令以后，他面对顶头上司的父亲，仍然傲岸不驯。不肯相认。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孝道”被他看得一钱不值，反封建的锋芒咄咄逼人。李亚仙问他为何不认父亲，他振振有词地说： “吾闻父子之亲出自天性。……是以虎狼至恶，不食其子，亦性然也。我元和当挽歌送殡之时，被父亲打死，这本自取其辱，有何仇恨?但已失手，岂无悔心，也该着人照觑，希图再活;纵然死了，也该备些衣棺，埋葬骸骨，岂可委之荒野，任凭暴露，全无一点休戚相关之意。嗨，何其忍也，我想元和此身岂不是父亲生的，然父亲杀之矣。从今以后，皆托天地之蔽佑，仗夫人之余生，与父亲有何干属，而欲相认乎?恩已断矣，义已绝矣，请夫人勿复再言。”这里他紧紧抓住封建家长所津津乐道的“父慈子孝”的伦理纲常为武器，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方法，借助于逻辑推理，有力地揭开了封建家长虚伪凶残的真面目，矛头所向，直指家长背后的封建礼教，揭露了封建礼教骗人、杀人的鬼把戏。后来，在李亚仙以持刀自杀相威胁的情况下，他才作了让步，最终还是认了父亲。这显然说明了郑元和的思想局限，他与封建礼教的斗争是有条件的，同时说明了他对亚仙的尊重，对爱情的忠诚。
比之于一般封建贵族子弟，郑元和善良的性格很突出。同情弱小者，布施贫穷人，是他与李亚仙所共同的。他功成名就以后曾对李亚仙说：“咱今日夫妻完美，须念往昔艰难。咱待舍些钞周济贫人。”连曾经赶他出门的老虔婆，他没有牢记前愆，耿耿于怀，也予以同情。他说： “许夫人赎身一件，也还有母子情分，如今另置一所小宅，每季给他衣食之费，养赡终身便了。”善良、宽厚的性格，与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郑公弼、虔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这也是他坚决反封建的思想基础。
郑元和在送殡唱挽歌、受尽凌辱之后，曾唱过一曲《商调·尚京马》云： “也则俺一时间错被鬼昏迷，是赡表子平生落得的。那有见识的哥哥每知了就里，似这等切切悲悲，从今后有金银，多攒下些买粮食。”这里分明是对自己误入烟花的忏悔，告诫别人不要受骗上当。这是否表现了他对爱情的动摇呢?由于郑元和这个人物脱胎于“荥阳生”，在《李娃传》中，李娃曾参与撵走荥阳生的计谋。石君宝在将此素材改编为杂剧时，删去了这一情节，完善了李亚仙的形象。这段唱词，表现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对自己沉溺妓院，乐不思蜀，金钱花尽，沦为歌郎的遭遇进行反思，其中包含着一些对亚仙的误解，这样不仅使情节产生跌宕，而且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内涵。
在为数众多的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中，郑元和是一个富有个性特色的成功的形象，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反封建的精神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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